梨园文摘：剧作家纪丁回忆柳林下白霜村下乡与崛起的青年团
更新时间：2025-06-19 19:39 浏览量：2
我对乡村生活与工作并不陌生，因为我生长在乡村，我的父亲，母亲都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特别是我的父亲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农村工作。我与其他扶贫干部最大的不同点是，别扶贫干部都以应酬的工作态度，盼等着一年的到来之后就返回省城了，而我却深深埋头在扶贫工作中，一心一意在为农村的扶贫努力的工作着。
我被分配到吕梁地区柳林县的一个名为下白霜村，这个村依山傍水，一个名叫三川河的大河从村边流过，单看风景很是秀丽。但此地的山是石头山，既不能植树造林，也无法耕种粮谷，村里的可耕地田地极少，所以是贫困之村。我带了六个扶贫工作队队员，这些同志都来自文艺界。有晋剧院的、有省文物局的、有山西电影制片厂、有省戏剧研究所的。除我四十多岁之外，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进村之后，我们先召开了村干部与村民座谈会，意在了解下白霜贫困的原因。干部与村民都提出，希望扶贫工作队能帮助在村旁的三川河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平时村民要过河务田或者去往别的地方，学生要上学读书都要挽起裤腿，踏着石头过河。而且到了夏天的雨季，三川河涨潮发水，村民不能过河对岸去务田，学生不能上学读书，但要在大河上修建一座桥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白霜村祖祖辈辈都无能力自己修建起一座桥梁，何况我们几个来自文化艺术单位的干部，何能敢答应此等事项。工作组的队员各自单位都是靠财政吃饭的，一没有经济来源，二没有任何社交关系。再说青年同志都不适应农村生活，也无心和不具备做农村工作。过了不久，就都陆陆续续返回省城去了，待上级来检查工作时，我再打电话通知他们返回下白霜村应酬上级领导的检查与汇报。
我的特殊个性与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心性，竟然向村民许诺了修建三川河大桥一事。从此我便以各种理由踏遍了省城的交通厅、教育厅、省经委等等机关的办公大门。我四处为修建桥梁筹款。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真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为此，围绕修建三川河大桥的事宜，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写将起来要写很长很长的文字，免了，这不过是我人生中一阵风雨，不去写它了。但要说清楚的是，在我的万般努力下，竟然修建起了长两百米，宽八米的大桥。通车的时候，村民要以我的名字命名，我说不妥，还是用“三川河大桥”为宜。想起此事，我真是有些后怕，我当初怎么会承揽下如此大的工程，而我又是怎样去努力把这这座能并排通两辆大车的桥修建起来的？我是一个狂人，我尽办着狂事。修桥之事虽然坎坎坷坷，但我还是坚持到成功。
当我回到省城之后，省文化厅的厅长曲润海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接管了文化厅长的职务。这两位厅长在工作上的差别甚大。曲厅长爱戏入迷，对戏曲工作抓得紧，抓的仔细。而温厅长压根就不喜欢戏曲，对梨园行也甚不懂，在工作上只讲原则，不管具体。再加上温当时正患糖尿病在身，日常的工作都难坚持下来。此时，青年团的团长由工作不力，调回文化厅文教处任职，又将我调回青年团去当团长。应当说，这一阶段的青年团是最辉煌的时代，是艺术上最成熟的时代。第一，当年的青训班演职人员，尤其是演员们都成熟了起来。有些演员还获得了梅花奖、文华奖，在观众中也稍有了些名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是陆陆续续排演的一些剧目也更加娴熟，艺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受到观众的喜爱。第三个原因是青年团有了代表性的人物，有了台柱子，如须生中的孙昌、张瑞杰等；青衣中的陈转英、栗桂莲、杨爱莲等；小旦中的王晓平、陈红等；小生行的张智、郑强、杜玉丰等；花脸行的王春海等，这个时候他们的年龄大多是二十大几岁近三十岁，正是做演员最好的年华。我此次返回青年团任职，主要想抓两件事情，一是抓演出，使这批成熟的演员多到各地演出，让他们在观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作为演员就要成为名家、大家，要在观众中有名声，有艺术地位。因为有只有了名演员，才能有名剧团。第二是继续抓新剧目的创作优秀传统剧目的改变，一个剧团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新剧目，那是很难吸引观众的。
由于青年团艺术成熟，又由于我回到剧团后狠抓演出，从此青年团的名声大振，不光是台口越来越多，而且每处的演出都非常成功。让我迄今难忘的是我带团在大同市几个县演出，几乎是处处轰动，名声大震。当时青年团受观众欢迎的剧目是由栗桂莲演出的《六月雪》，张智、王晓平演出的《富贵图》，杨爱莲演主演的《崔秀英》，陈转英、陈红主演的《打金枝》，张智、郑强主演的《钟馗嫁妹》等等。有一天晚上由张智主演的《钟馗嫁妹》，由于此剧故事传奇，表演又是文武代打，直到戏演出结束之后，观众在台下是不断的掌声，不断的赞美声。直到戏演出结束之后，台下仍然不断掌声和欢呼声，观众久久不离场，要求演员谢幕后和观众见面，再后来就是要求演员清唱，直至热闹到晚上的两点钟。当地的领导上台讲话后才平静下来，当然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次发生，这说明又一代的青年艺术家将要产生，这也是青年团最美好的时代，可惜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