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全国两会

更新时间：2026-03-05 04:40  浏览量：1

转自：团结报

□ 赖浩然

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的灯光彻夜未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为新生的共和国勾勒蓝图，郑振铎便是与会的六百多位代表之一。此后十余年间，这位从旧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文学家、藏书家，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穿梭在会场与书库之间，把对文化的执念，写进一份份两会建议里。他的故事，是文人参政的鲜活注脚，也是新中国文化事业起步的珍贵切片。

从“文坛伯乐”到“人大代表”

郑振铎的名字，在1949年之前更多的是与“文学”绑定。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为老舍、巴金等作家铺路的“文坛伯乐”。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一辈子泡在书堆里的学者，心底始终藏着一份家国情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炮声刚停，郑振铎就接到了来自北平的邀请，邀请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彼时的他，正忙着抢救战乱中散佚的古籍，听说要去北平共商国是，这位素来温和的文人竟难掩激动：“我这一辈子，终于能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了。”

抵达北平后，郑振铎马不停蹄地投入会议筹备中。他和茅盾、周扬等文化界代表一起，讨论《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事业的条款，为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建言献策。当他在怀仁堂举起手，表决通过《共同纲领》时，这位见过太多战乱与离散的学者，眼角泛起了泪光——他知道，一个属于文化人的新时代，正在悄然开启。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郑振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政协委员到人大代表，身份的转变，让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从前我只需要对文学负责，现在我要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负责。”

呼吁保护古籍

抗战期间，郑振铎冒着炮火抢救了数万册珍贵古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份对古籍的执念，体现在他的两会建言上。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振铎提交了一份关于设立国家图书馆特藏库的建议。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历经战乱，我国古籍散佚严重，许多珍本孤本流落民间，甚至被倒卖至海外。若不及时抢救，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这份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不久后，国家图书馆特藏库正式成立，专门收藏和保护珍贵古籍。郑振铎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把自己珍藏的数千册古籍捐赠给了特藏库。他说：“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整个民族的。”

此后的全国两会上，郑振铎持续关注“古籍保护”。1956年，他建议建立全国古籍普查制度，提出对全国范围内的古籍进行系统性普查，建立古籍数据库；1958年，他又建议加强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呼吁在高校设立古籍修复专业，为文化事业培养后继之人。

为了更具说服力，郑振铎常常利用休会时间，走访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和古籍书店。他会蹲在书库里，一本本翻看古籍的保存情况，记录下需要修复的书目。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套宋代版的《资治通鉴》，老板开价不菲，他二话不说掏出自己的稿费买了下来，随后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有人劝他：“您自己留着多好。”他笑着说：“放在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能看，放在国家图书馆，所有人都能看到。”

守护传统戏曲根脉

除了古籍，郑振铎对传统戏曲也情有独钟。他是京剧票友，最爱听程砚秋的《锁麟囊》，也常去天桥听老艺人唱评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戏曲面临着生存危机——许多戏班解散，老艺人改行，大量传统剧目濒临失传。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954年12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郑振铎建议保护和发展传统戏曲，“传统戏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若任其消亡，我们将愧对祖先，也愧对子孙后代。”

郑振铎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一是设立戏曲研究院，专门负责传统戏曲的整理、研究和传承；二是为传统戏曲演员提供生活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三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传统戏曲普查，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

这份建议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专门约见郑振铎，和他讨论传统戏曲的保护问题。两人从京剧谈到昆曲，从演员的生活保障谈到剧目的整理改编，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不久后，郑振铎多次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指导工作。他亲自牵头组织人员，对全国的传统戏曲剧目进行普查，短短几年时间，抢救整理了上千个濒临失传的剧目。

为了让传统戏曲走进大众，郑振铎还提议在两会上举办戏曲专场演出。1957年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郑振铎组织程砚秋、梅兰芳等京剧大师，在怀仁堂为代表们演出了《贵妃醉酒》《荒山泪》等经典剧目。演出结束后，代表们纷纷鼓掌叫好，有人说：“原来传统戏曲这么有魅力，以前真是小看它了。”

为知识分子发声

郑振铎不仅关注文化事业，也关心知识分子的处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历史问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956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郑振铎建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新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信任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郑振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为受委屈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二是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三是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科研和创作条件，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

这份建议在会上引起了热烈讨论。代表们纷纷发言，支持郑振铎的观点。不久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

未竟的事业

1958年10月17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享年59周岁。郑振铎的离去，让全国文化界陷入了悲痛。

在郑振铎位于北京的书房里，人们发现了半页写满字迹的信纸，那是他准备提交给下一届全国两会的建议，标题是《关于建立国家古籍修复中心的建议》，里面详细阐述了建立修复中心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案。信纸的末尾，还写着一行小字：“下次会议，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郑振铎走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后来人。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许多建议，如今都已变成现实：国家图书馆特藏库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古籍收藏机构之一，中国戏曲研究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曲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郑振铎的一生，是文人与战士的双重奏。他用文字唤醒过沉睡的国人，也推动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从书库到两会会场，他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古籍保护到戏曲传承，他的目光始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