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巧匠奚啸伯的从艺经历
更新时间：2025-10-25 16:58 浏览量：1
奚啸伯，生于1910年，故于1977年，北京人，满族。祖父裕德乃光绪年间的大学士，因无官职，只吃俸银，家境已不富裕；父亲熙明，后改姓奚，为人迂腐守旧，实为清朝遗少，不为民国做事，以房产维持生计，精通书画，言菊朋的哥哥向他学画，这样，言菊朋也常到奚家作客，与奚啸伯始以兄弟相称。奚啸伯，乳名小白，从小爱哼京剧，11岁从父命拜言菊朋为师，从此二人以师徒相论。奚啸伯原名承桓，因是贵族后代，改为啸伯，意是“高歌长啸的伯爵”。其父只准他票戏，不准下海，认为：“皇带子去当下九流，辱没列祖列宗！大逆不道。”
少年时代的奚啸伯一边在崇实中学念书，一边在燕居雅集票房学艺，中午只能偷着啃个凉窝头，每天坚持到安定门外城墙根喊嗓，并苦练武把式，一年四季不见懈怠。父亲病亡后，他因家庭生活困难，只得辍学，19岁时瞒着母亲，到天津试唱，反应良好，1933年才正式下海。
奚啸伯自幼苦读诗书，古文基础博深，以传统文化的丰厚功底迈入菊圃，运用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沉浮内蕴，付出比坐科更多的苦辣酸咸，通过不屈的毅力和不挠的韧劲，全身心地投入到京剧事业当中。他的舅父是位名医，救过因患伤寒而病危的葆玖，梅家为示酬报，允其进入承华社戏班，成为仅次于王凤卿的二牌角色，每个月可以领300大洋。
从1935年到1937年，奚啸伯傍梅兰芳唱《红鬃烈马》、《审头刺汤》、《四郎探母》、《打渔杀家》等多出戏，深得梅大师的赏识。在走遍大江南北的演艺活动中，对梅先生的人品也极为敬仰，两人尤以合作《二堂舍子》最有情趣。一次，梅兰芳语重心长地对奚说：“你要想在艺术上成点事，还要投门拜师。”奚啸伯连忙起身，恭敬地问：“请您指点。”梅兰芳回答：“去拜李洪春吧。他徒弟多，能捧你。”
遵从梅兰芳的指引，1937年，奚啸伯正式拜李洪春为师，在汇丰堂饭庄摆酒席12桌，隆重热闹，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马连良、尚小云、程砚秋、侯喜瑞等200多人前来祝贺，并请专人拍照留念，可惜照相馆的两个徒弟忙中出错，竟然未上底版，白白浪费了大家的感情，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悔憾。
奚啸伯27岁开始自己挑班，成立忠信社。
奚啸伯经过几年在承华社的陪唱，名声大振，加上李洪春的呵护，挑班后几乎场场客满。请看当年奚啸伯的一场演出：
1939年在北平前门外大栅栏内的广德戏院，奚啸伯领衔主演（前陈宫后刘备），在李洪春（关羽）， 裘盛戎（曹操），李德彬（吕布）， 傅德威（华雄），茹富蕙（王升），慈少泉（书吏）的助威之下，根据各界函电的再再恳烦，第四次荣耀连演十二本全部《三国志》——斩华雄，走范阳，三结义，破黄巾，刺董卓，捉放曹，泗水关，斩华雄，虎牢关，战吕布，安喜县，打督邮。
当年忠信社包括青衣侯玉兰，铜锤花脸裘盛戎，架子花脸侯喜瑞，武生高盛麟，名丑慈瑞泉、茹富蕙，小生姜妙香等，如此强大的演员搭配，营造出奚啸伯的鼎盛时代。
奚啸伯在李洪春的传授和助演下，实现了把全部《三国演义》剧目搬上舞台的理想。稍后，他又把《杨家将》故事归拢盘点，串编为连台本戏，从番王犯界演到夜审潘洪，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倡导社会注重庄重伦理题材、抵制萎靡不良的低俗风气方面，乃是京剧史上的一项创举。
1941年，奚啸伯一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在上海滩高兴之余，来了一次《法门寺》的大反串，奚啸伯反串丑角贾桂，侯玉兰反串须生赵廉，芙蓉草反串花脸刘瑾，高盛麟反串刘媒婆，袁世海反串旦角宋巧姣，多层次多角度地漾出了各自的才华，全场观众爆笑不止，散场时依旧欢语满堂。
奚啸伯唱戏的天赋条件平平，嗓音窄细，身材低矮，泛称“奚小人儿”，不是科班出身，当然缺少幼功。但他为人温厚，能够博采多纳，除向梅兰芳、言菊朋、李洪春虚心学艺，还融会程砚秋的腔调，以“并不准宗一派”为座右铭，又向味醇韵雅的余叔岩讨教。余叔岩对奚啸伯也是有意栽培，几次为他说戏，并推荐他代替自己去天津唱堂会，助奚成名，可谓用心良好，关怀备至。奚啸伯心存感激，遂生拜余之意。但是，余叔岩同言菊朋素来不和，人所共知。
欧阳中石先生的《京剧艺术家奚啸伯先生艺史漫录》一文，提到当年余叔岩对言菊朋大加讥讽。余叔岩给言菊朋起了一个绰号“言五子”——低网子、短胡子、薄靴子、洗鼻子、装孙子。言菊朋闻知，始由生气，转为发笑，对奚啸伯说：“余叔岩这样骂过谁？因为都不在他话下，没有必要去骂。他之所以骂我，正表明他惟恐不及……”
票友下海，常常遭到歧视，被称为“丸子”，相当于现今的“屌丝”。比较起来，奚啸伯更能忍辱负重。梨园界的拜师，如稍不慎，也会引出许多麻烦，奚啸伯既不愿在余叔岩、言菊朋失和一事上雪上加霜，又不肯刺激尊师，投余之念从此作罢。
1943年，奚啸伯与侯玉兰合作的生旦对儿戏达到了传神的程度。侯玉兰原为中华戏校的和字辈学员，带艺进校，正工程派青衣，早在学生时期就因清颖超人而被誉为四块玉之首，毕业后去上海演出，因装束朴素，被报纸称为“布衣女郎”。她与奚啸伯协手阶段，宛若出水芙蓉，外号“女侯爷”，两人以《汾河湾》、《武家坡》、《四郎探母》、《三娘教子》一类繁重的唱功老戏最能叫座。正值妙龄的侯玉兰染上了大烟瘾，又与李少春爱得如胶似漆，当了少奶奶后淡出舞台，一位娇艳的梨园名淑转为以相夫教子为主，从此凋谢。
奚啸伯与筱翠花合演《坐楼杀惜》，同尚小云携手《御碑亭》，与金少山、张君秋三人联袂演出《二进宫》，叫人听来神思飙举。
余叔岩把谭（鑫培）派融化为余派，高庆奎把刘（鸿升）派融化为高派，言菊朋和奚啸伯则是两代最有作为的下海票友，从钻研、玩味音律四声来看，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漫长的从艺探索中，奚啸伯冥思苦索地将言派的特点化为己有，进一步修饰了声调的细润和行腔的回旋，自树一种貌似阳春白雪、实则圆融迂俏的须生唱法：悠然而雅致，淡爽而绵久，被誉为“洞箫之美”，以演唱《白帝城》、《梅龙镇》、《十道本》、《法门寺》等为超群力作，其表演艺术世称奚派，他那闪拍耍板的唱技宛如珍馐美味，让人余香满口。这位声名远播的学者艺人，不是以碰头好先声夺人，而是以书卷气妙不可言。
抗战胜利，国民党的接收反倒带来了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奚啸伯重组团队，易名裕善社，以“儒伶”的称号十分艰难地支撑着戏班，并积极参加满族文化协进会的活动。
奚啸伯有四大爱好：放风筝，斗蛐蛐，打篮球，看剧照。
解放前夕，他唱戏的收入不敷应酬，夫人重病，药费昂贵，加上大烟抽得有增无减，已落到典卖为生的地步。奚啸伯有时戴上露出两只眼睛的老头毡帽，到德胜门内的小市去变卖首饰。有时抽足了大烟，强打精神唱一出戏，为自己和穷困同行挣点生活费用，其窘况令人嗟叹。1949年秋，北京各界恳邀阔别数载的梅兰芳返归公演。为保证戏码的质量，梅大师坚持礼聘奚啸伯助演，果然如愿以偿。
解放以后的奚啸伯精神面貌全新，经常到中小城市演出。1951年，他与王玉蓉、王泉奎在石家庄合唱《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戏。在主人盛情的挽留下，参加了石家庄大众京剧一团。1953年又由当地良医诊治，戒除了烟瘾。
1954年，奚啸伯回到北京，自组啸声京剧团。
1956年，为庆贺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梨园界在中山公园会演《四郎探母》——李和曾唱坐宫，奚啸伯唱交令，谭富英唱见娘，马连良唱哭堂，四人精彩难得的演唱叫人无法忘怀。
1956年，剧作家汪曾祺先生依据中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编写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在王雁的指导下，奚啸伯因主唱这出新戏，获得了当年北京市京剧汇演一等奖，并领到500元奖金。该戏成了他晚年最为得意的代表作。
1957年，奚啸伯被错划为右派。稍后，北京市京剧四团一分为二、吴素秋及部分演员被下放到沈阳，奚啸伯则被石家庄来人接走，从此在那儿定居。这位心襟坦荡的梨园贤人，身处逆境并不气馁，继续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奋斗。他时常自愿充当临时补差的底包，缺什么角色扮什么角色，甚至跑过龙套，从来不摆架子。戏班里有句话：“救场如救火”，区区小事，反映出奚啸伯为京剧事业的发展无私耕耘的高尚情操。
狼烟蔽日的十年浩劫使奚啸伯深受屈辱，晚年中风，半身不遂，1977年12月10日，灯干油尽，撒手人寰。
忆奚啸伯
票友登极必苦熬，
温馨素雅婉喉嘹。
字飘明暗连营误，
腔淡虚实羽扇摇。
融会琴棋儒将肚，
攻习书画秀才毫。
虽遭坎坷胸襟坦，
期盼后生穿绣袍。
1979年，石家庄举行了奚啸伯先生追悼大会，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砸烂四人帮毀灭中华文化的桎梏以后，北京成立了奚派艺术研究会，并于1990年同河北省文化厅、剧协在石家庄合办纪念奚啸伯八十诞辰活动。
2000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在政协礼堂操持了专场演出，掀起了又一个缅怀奚啸伯先生的热潮，留给世人一片美好的记忆。
2007年，京城戏迷怦然心动，张建国再拾筋道老戏《审头刺汤》和《诸葛孔明》，为激活戏曲市场，培养京剧观众倾献了满腔衷情。他为奚派的回归立下了汗马功劳。
京剧有一出妇孺皆知的老戏《空城计》，
这是一出四大须生驰誉九州的剧目：马连良演得稳重，谭富英演得果敢，杨宝森演得宽和，奚啸伯演得智巧。
现将四大须生的艺术特点概括如下：
以唱腔论——马连良新俏，谭富英流利，杨宝森宽醇，奚啸伯隽逸。
以念白论——马连良鲜活，谭富英透辟，杨宝森劲拔，奚啸伯清婉。
以做派论——马连良熟稔，谭富英干练，杨宝森朴实，奚啸伯文雅。
以武功论——马连良牢靠，谭富英利索，杨宝森规范，奚啸伯严整。
一字以蔽之：马帅，谭脆，杨憨，奚秀。
作者用唐宋古诗联想四大须生：
马连良有“花气袭人鹊声穿树”的华贵，
谭富英有“千里稻花五更桐叶”的豪放，
杨宝森有“风吹古木月照平沙”的沉郁，
奚啸伯有“细雨湿衣闲花落地”的风雅。
简而言之：
听潇洒的马连良宛若临仙境——享受，
听脆亮的谭富英仿佛闻喜讯——爽快，
听醇厚的杨宝森有如尝陈酒——陶醉，
听淡馨的奚啸伯好比饮名茶——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