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文摘：丁派传人马玉楼与曾住在典膳所的晋剧名人

更新时间：2025-09-23 17:08  浏览量：1

​名人院事

太原东城(那个年代算是东城)有一处地方叫典膳所，南北走向，南起西华门，北至仓门西街，曾是明晋王府管理膳食的地方。典膳所位置高、房子好，住的都是像样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省政协也在这里。省政协院子很大，有洋楼有礼堂，院里松柏森森，神秘威严。

典膳所按方位有东、西、南、北之分。西典膳所1号是一座四合院，由北入院，街门是随墙小门楼，青砖砌墙，斗栱飞檐，大门用上好的木头，上面排列许多蘑菇钉子，两只青石狮子分立左右，中间是一尺高的木头门槛。进了街门有过道，青砖铺地，以南为上，东南西北房各三问，南房左右各有一个耳房。

1956年，经人介绍，马玉楼和牛桂英、白翠云三家合买了这套四合院，共花费4400元。白翠云住南房，马玉楼住东房，其余8间并耳房由牛桂英居住。

时年，马玉楼22岁，牛桂英31岁，白翠云24岁。

因为住了三位晋剧名角儿，人们称这所四合院为“名人院”。

马玉楼在“名人院”生活了18年，和牛桂英、白翠云做了18年的邻居。

牛桂英家人多，大人小孩八九口，雇了张友转做保姆，马玉楼管保姆叫婶婶。张婶婶是汾阳人，饭菜做得可口，待人友善，照顾牛桂英家十几年，和邻居处得也很好。

白翠云是新新剧团的旦角演员，一家8口人，父母亲，丈夫，还带着4个孩子。白翠云的父亲白德功是汾阳城府夹道人，丈夫李毓俊小名李四，浑源人，也是一名演员，曾参加晋绥七月剧社，后来到山西省戏曲学校从事戏曲教育工作。

白翠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太原唱戏，出名后到了北京。马玉楼小时候曾听街坊邻居说:“白德功的女儿在北京唱红了!”汾阳古风剧团成立时，大张旗鼓地把她请回来。白翠云衣锦还乡，春风得意，自带了戏装和桌裙椅帔，一看就是腕儿。马玉楼和她一块儿在古风剧团待过，算是老熟人，当时马玉楼还小，白翠云已经出名了。后来白翠云也加入新新剧团，成了剧团的头套小旦。

​ 马玉楼夫妇带了母亲王秀卿和大儿子少华，不久又添了二儿子少明，少华跟着爷爷奶奶，只有礼拜天才回来，少明留在家里跟着父母。马玉楼夫妇工作忙，家里由王秀卿或者大娘轮流照顾，需要的时候，公公婆婆也会过来帮忙。

三家人都爱干净，各家门口以及公共地方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牛桂英家的“火火”(灶台)大，上面安了一个温罐。温罐是在灶台里砌一个瓷罐，罐头露在外面，放水加盖后，用灶火的余温加热，需要热水的时候用空罐头筒筒系上根铁丝伸进去取，方便洗手洗菜。马玉楼和白翠云家“火火”小，都没有做温罐，有时候就去牛桂英家取热水。

牛桂英家有自来水引到厨房里，马玉楼和白翠云家没有，缺水的时候也到牛桂英家取，更多的时候是到东膳所辘轱井担水。院里没有下水，街道每天安排人上门倒灰渣和脏水，一摇铃各家各户忙着出来，把一天的炉灰脏水倒出去。倒灰渣和倒脏水的铃声不一样，铃声一响，大家都知道。

三家既是同行，又是同一个单位的，能说到一起，有些事情就凑到一起商议，做了稀罕饭你送我家我送你家，互相尝尝。除了吃饭睡觉，谈话的基本内容就是戏，谁唱得怎么样，谁给“捅下了”，谁唱得多了，下来要告告他，无形中对每个人的艺术有很大帮助。

马玉楼对牛桂英很崇拜，也非常尊重，经常和她探讨舞台上的技巧。“牛老师，您的嗓音和别人的不一样，天生的还是后来练下的呢?”马玉楼问。

“我从小嗓音很好，由于忍受不了旧社会的那些痛苦，几次服毒自杀把嗓子弄坏了，丢了演戏的本钱了。师傅想方设法给我吊嗓子，终于找到了一股音，我就依着这股音练下来，练成了现在的发音。一些小同志不了解，她们连我的发音也学，结果把很好的嗓子学坏了。”牛桂英答。

“您在舞台上吐字非常清楚，怎么学的呢?”

“每个字的发音，每句话的意思都要搞得清清楚楚，这样对吐字和刻画人物有很大帮助。你看有的演员把“打了孩子算小事’念成‘打了孩子三小时"，说明他没有搞清楚台词的意思。”

晋剧以须生、青衣两种行当为主的戏很多，像《走山》《打金枝》《芦花》《教子》都是以唱功为主的骨头戏。牛桂英主要和丁果仙配戏，人称“舞台夫妻”。丁果仙开会或者有事的时候，马玉楼就顶替丁果仙上场，和牛桂英也经常有合作。

牛桂英在北京待的时间长，受京剧影响比较多，日常生活中也讲普通话，马玉楼和她说话的时候会自觉地纠正自己的发音。有段时间，太原戏剧界开展扫盲识字活动，马玉楼见牛桂英包里总是装着一本字典，经常拿出来查字。怪不得牛老师咬字发音这么准呢，马玉楼也赶快买了本小字典，遇到某个字没把握的时候就拿出来查一查。

牛桂英常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出了名更得讲究。”在马玉楼眼里，牛桂英的舞台表演非常讲究，她注意到，牛桂英在一个戏中上场要走几步、用哪些手势、哪些身段动作都有规范，尤其是吸收了京腔的道白，字正腔圆，让人听着很舒服。牛桂英有一个干爹人称焦先生，是位文艺爱好者，牛桂英有时候会请干爹和干娘到家里吃饭，用心上待他们，向他们请教晋剧艺术。京剧名旦程砚秋来太原演出时，牛桂英也把他请到家里，向他请教戏剧的手势，程砚秋送了她一本关于手指指法的书。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放亮，马玉楼、牛桂英、白翠云三人就悄悄起床来到院门口，一人一条腿搭到石狮子上，一起念台词，一起对唱，相互切磋，直到太阳出山。有了这两位好邻居，对马玉楼的表演艺术有很大帮助。

剧团薪酬实行破锣制，从收入中先除去剧团的一部分，剩余部分三天一发放。演职人员按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划分份子钱，丁果仙400份，牛桂英、郭凤英300份，马玉楼、白翠云等人250份，其他人200份。三天的收入按份分配，卖出的票多收入高，分配也多。丁果仙每月能领到470元，剧团平均工资70多元，最低的是学员，每月领20元。份子一年一审核，优者奖励，劣者处罚，做得不好的要降份，即降工资等级。领导开会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降，大家也心服口服。演职员工都有饭费，饭费分三等，一般发现金，有时候也发粮食或者其他东西。

剧团留下的一部分钱叫公积金，没几年，新新剧团用存下的公积金在新建路桃园二巷盖了四排32间职工宿舍，盖了排练厅和操场，人们称其为“排房”。排房除了安排职工居住，也用来培养随团学员。

新新剧团的作息时间是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晚上是学习和排练，一天得跑6个来回。名人院距离和平剧院有三里多路，上班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出发，马玉楼家只有一辆旧自行车，每天田希文带着她上下班，很不方便。团里其他女演员大都骑着一辆德国凤头车，又漂亮又轻便，打听了一下，一辆车350块，她动心了。

“买不买呢?”她问丈夫。“买吧!”田希文果断支持。

马玉楼买了房子没有积蓄，就跟别人借了些，分两次付款把车子买下了。凤头车确实好骑，有快慢闸，一捏闸就稳稳地站住了，蹬得慢走得快，上坡也不费劲。有了这辆自行车，马玉楼上下班方便了好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辈艺术家丁、牛、郭、冀逐渐退出舞台，一批年轻演员撑起了晋剧的大梁，马玉楼、冀萍、田桂兰、张友莲、李爱花脱颖面出，成为剧团的“五朵金花”，工资逐渐上升到135元，每月还有一张特供证，特供两条凤凰烟，二斤白糖、二斤水果糖、二斤油，凭证到西缉虎营政协礼堂去领。

田希文在乐队月工资54元，夫妻俩除养活3个孩子外，每月给马玉楼的生母、养母以及公公婆婆一些生活费，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当时，有工作的市民每月供应30斤粗粮，不工作的28斤，过节有三五斤白面。街道定时发放副食“号号”(票证)，副食号用来买一些油盐酱醋、粉条豆腐、鸡蛋肉类，凭号到杂货铺买各种副食品，发什么买什么。通知领号号的时候，街道办事处的门口排着长长的队，有时候要排一天的队才能领到。

除了副食号外，街道也会发红薯票，买的人太多了，田希文半夜3点就得起来去排队，去得迟了就没有了。冬天拿副食票去买冻菜，那时候蔬菜缺，经常没有菜，一些人家吃完西瓜后舍不得扔皮，放点油炒了当菜吃。

冬季来临前，各家要提前准备冬天的柴炭。拉炭是一年的大事，太原西山西铭煤矿的煤最好烧，马玉楼托团里的阎金亮和西铭煤矿联系好，剩下的事情就由丈夫张罗。一车炭拉到门口，一家人觉得像拉回了金子，全家出动搬运，阎金亮、潘万峰、张慧民这些朋友帮着装卸，懂事的少明带着滴滴、幼红、白胜明等五六个小朋友也过来帮忙。一卡车西铭炭，给公公婆婆留一部分，剩下的就够一冬天烧了。平时小两口下班上街也不闲着，看到路上有树枝木棍就捡回来，田希文把它们劈成短条，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准备引火用。

快过年的时候，马玉楼将家里的旧衣服洗干净，剪成一块一块的，到西洋市布铺换成新布，根据旧布的质量折换。那会儿的新布有粗洋布、细洋布、漂白洋布、磊白细洋布和毛细布，毛细布最好，白白的细细的。马玉楼换不起毛细布，只能换些粗洋布，路上顺便买几袋黑的蓝的胭脂，回来后将粗洋布放在铁锅里煮得变了颜色，用这些染色的粗洋布给孩子们每人做一件新褂子。

马玉楼夫妇常年下乡演出，后方的事情由老人们轮流打理。每次下乡演出前，夫妇俩叮嘱儿子的只有两句话，马玉楼夫妇常年下乡演出，后方的事情由老人们轮流打理。每次下乡演出前，夫妇俩叮嘱儿子的只有两句话:“好好上学，帮助家里干活儿。”

“文革”期间，上级要求凡是私人的房子都得交公，各家都不能有私产。牛桂英害怕被批斗，赶快和一个老红军换了房子，从西典膳所搬到柳巷察院后去住了，白翠云一万块钱卖了房子也搬出去了。马玉楼没去处，只好先把房子交给房管会，再掏房租继续住，自己的房子还得出房租，也是稀罕事儿。

后来，马玉楼在旱西门筒子楼找了一个住处也搬走了，名人院就这样解散了。

旱西门离单位近，上班也方便，马玉楼一家在这里又住了8年。直到1982年，省委在迎泽街盖了一处公寓，分配给在各行各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马玉楼和冀萍、王爱爱、花艳君等人都搬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