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口述：我们童家踏进梨园是从二哥四姐开始，根子在父亲身上

更新时间：2025-08-14 20:43  浏览量：3

我家祖籍江西南昌，祖父童泗泉当过吉林官产处长。外祖广东南海人，据说入股了双妹牌花露水。两家条件都比较好，供子女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到了父母那辈就落魄了。父亲童汉侠是个大学生，天津法政学院毕业，早先供职军界、政界。以前家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和孙中山在一起，很宝贵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找不到了。父亲后来没有固定职业，靠为报纸写稿子赚点稿费贴补家用。那时家庭生计主要靠我母亲陈倩颖。她在娘家的时候也是大小姐。我有一个姥姥，老管母亲叫五小姐，管父亲叫五爷。长大了，我问了母亲，才知道姥姥是丫头收房，母亲是正房出生，所以就叫小姐。母亲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与邓颖超、刘清扬同学，后来在小学教书，有固定收入。

我有四个哥哥姐姐：大哥侠苓、二哥寿苓、四姐芷苓、小姐姐葆苓，我叫她葆姐。为什么我管大姐姐叫四姐呢？因为我们家是大排行，男女一起排下来的。原来还有个三哥，夭折了。

哥哥姐姐们年龄相近，我却比他们小了十多岁。为什么呢？因为葆姐之后，母亲怀过三胎，都打掉了。懂事后，我想知道为什么独独留下了我？娘说，打掉三胎后几年都没有怀孕，没想到四十多岁又怀上了我。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想到这是最后一胎了，就留个小的吧，所以就有了我。

真是好险啊！如果早几年怀上我，或者父母还认为是个负担，我就到不了人世。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我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多灾多难。幸好上天又赋予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个性，让我携妻带子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

1935年我出生时，家在天津虹桥区的鼎新里。到我记事的时候，家境很贫困。那会儿父亲经常失业。大哥二哥为了帮父亲找工作，常常深夜到街上贴小海报。有一次，他俩上街贴海报，在法租界被抓到巡捕房。父亲赶紧去解释清楚，才放了出来。

为了多挣钱，母亲在慈惠圣功小学兼教多门课程。就这样还不够养家，还得做教馆，下了学到人家去辅导，就像现在的家教。还不止一家教馆，有好几家。旧社会教书是很清苦的，她赶来赶去舍不得花钱乘车，一直是步行，走出了许多鸡眼。小时候，我经常看娘用热水泡脚，拿薄刀片修长满了鸡眼的双脚，不修就疼得走不了路。我站在边上看着，生怕娘割伤了自己。娘也看出我的心思，总是安慰我。我年纪虽然小，但她的劳累辛苦早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记得当年景象。母亲六七岁了，还拿个刀片划鸡眼。我说你找个修脚师傅不好么。她不答应，都是自己削。那会儿家里挺有钱的，完全有条件，但是她还是自己来。我很揪心，感觉母亲很苦，她的脚都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才弄成这样的。娘是天下最好的母亲。

哥哥姐姐都很孝顺懂事。大哥读书时总是捡同学扔掉的铅笔头，用竹管接起来用。当时有奖学金，只给前几名学生。为了得到奖学金，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二哥上学时，学校规定要穿校服，家里给做了一套。他知道来之不易，穿上校服就小心翼翼，不敢弄脏弄破。一回到家，马上脱了叠平放好，第二天再穿。有时因为交不上书杂费被老师训斥，为了不让娘着急难过，二哥总是将委屈忍在心里，娘往往要等接到学校的最后通知才知道。

听四姐说，母亲教书去了，两个姐姐就看护我。后来家有钱了，家里吃饭的时候四姐说起我小时候的事："现在条件好了。那时候我抱着你，走到马路上看到人家小孩在吃糖，你就吵也想吃。我没办法，就把手捅到你嘴里，说给你吃糖，给你吃糖。鞋破了，脚趾头露出来了，你还在耍，老是动动脚趾，真顽皮啊。"我从小就和两个姐姐亲，老跟在后面，以她们马首是瞻。所以我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因为从小就是她们抱着我，哄着我长大的。

四姐非常顾家。1939年，海河发大水，天津淹浸在水中一个半月，市区绝大多数街道水深一二米。我家也被淹了，一家人困在二楼。四姐把门板拆了下来当船，用演戏用的船桨划出去为家里弄吃的。三岁多的我要学姐姐样，弄了个书桌抽屉翻过来，放在水中漂了出去，三下两下就翻了。幸亏四姐看见一只小脚在水里挣扎，跳进水里捞了起来，我才死里逃生，否则"童家班"里就少了个小弟弟了。

童家踏进梨园界，是从二哥、四姐开始的，根子却在父亲身上。他思想很开明，在读大学时就演过文明戏《黑奴吁天录》里的黑人。那还在清朝末年，父亲为了演这个戏还把辫子绞了。祖父气得要命，给他好一顿骂。别看父亲一句京剧不会唱，但是他喜欢文艺，性格活跃，结交了许多戏班里的人。哥哥姐姐从小耳濡目染，也都喜欢上了京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哥哥姐姐都大了，懂得家境贫困，看到母亲很艰难。那时候，特别是女孩子，特别懂得维护家里，想着什么办法能够早一点帮助家里改善生活。后来想来想去，姐姐决定去唱戏，她自己也生性爱戏，就入了这一行。

起先二哥、四姐都进了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这所戏校，最初校长是戏剧大师焦菊隐。它与旧式科班不同，边教戏边上文化课。父母不放心让四姐一个人独闯江湖，实际上是让二哥来保护妹妹的。后来二哥受不了在戏校受的苦，母亲只得把他们接回来，在家里学戏。家里生计艰难，要靠典当东西才能付教戏老师的费用。实在凑不出钱的时候，只能停一阵子。二哥、四姐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戏。他们除了自己练功背戏，还到戏院里看人家演出，从中学艺，行话就叫偷戏。没钱买票，四姐就爬窗子进戏院看。有一次为了看荀慧生先生的戏，又爬窗子，被戏院的人发现，赶了出来。

后来通过江西同乡会领到一些津贴，母亲办了个很小的小学，家中生活略为安定。由朋友介绍帮忙，二哥拜了姜妙香先生为师，四姐拜了荀慧生为师，开始在京剧界走南闯北。起初大剧院进不了，因为他们是无名之辈啊，就去跑野台子，到农村、庙会去演。后来二哥跟我说，你们现在唱戏舒服了，我们那时候是自己背着包袱，带上所有的行头、替换衣服，往返几十里路都是步行。演完了赶回来，你姐姐还要做饭。

四姐人聪明，肯钻研，天赋好，渐渐有了点名气，外地戏院也来邀请演出。1937年到南京演出时，正赶上日本侵略军轰炸，全家就往南昌逃难。在九江等船时，码头上逃难的人拥挤不堪。船一到，大家都往上挤。当时我两岁不到，二哥抱着我，怕我挤坏，用头顶着前面的人，总算一家人都上了船。船上又没有地方坐，就这样站着到了南昌。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借宿在祖居万花洲南家桥的门房。

为了生计，二哥、四姐也在南昌演出。一天晚上，两个伤兵突然闯进来骚扰，硬说四姐是他们的妹妹。二哥上去阻拦，挨了打，四姐赶紧跳窗户逃走。幸亏有人叫来宪兵，赶走了伤兵，全家当夜就悄悄逃出南昌。

旧社会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四姐成名之后，官僚、地痞、流氓，对她不怀好意的多了。二哥本来不想学戏，旧社会我姐姐一个人东闯西闯不方便，父母让他学戏，好跟着，为的是保护四姐。在上海演出时，小报上还胡写，说童芷苓是童家的童养媳。二哥赶紧同劳月英结婚，为的就是辟谣。

1940年左右，也就是天津发大水以后，我们家搬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起初住在宣武门外校场二条，租了三间房。父亲本来就没有固定工作，母亲这时也不教书了，专心扶持四姐在京剧方面发展。这里是全国绝大部分名角居住和演出之地，年轻演员要想有些成就，必须在此地历练一番。由于四姐的拼搏，她总算唱红了，赚了不少钱。我家就买了西四兵马司附近山门胡同里的一所大宅院。

这房子很洋式，那时候开心得不得了。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家买的房，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走进两扇朱红油漆大门，就看见一片青草地中间长着两棵像大伞一样的柳树，树后面是一排三间八米多高带走廊的西式大厅。大厅里装饰着五彩玻璃，中间还挂着一顶漂亮的大吊灯。穿过大厅，又是一个四合庭院，海棠树、芙蓉树、丁香树、桃树、枣树，把这所大宅院打扮得十分雅致。我跑啊，跳啊，张开双臂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大声呼喊﹣-我们家有自己的大房子喽！

以前我在宣武门外春明小学读一年级，1942年搬家后就得转学。离山门胡同最近的，条件比较好的小学有两个：它们都在西四二龙路上，一个是觉生，一个是弘达，家里让我两个都报了名，哪个考得好，就进哪个。我们弟兄读书都不错，我考得也不错，觉生考第一名，弘达考第二。但是没让我上觉生，去了弘达。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进考第一名的。后来才知道，觉生是日本人办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孩子，母亲说情愿去上弘达。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给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只给我们豆饼和混合面。所谓混合面是豆皮、花生皮做的。蒸出来的馒头是黑的，又苦又难吃，吃完还拉肚子。家里偷偷买到玉米，自己磨点玉米面就算是细粮了。我就这样懂了娘不让我去觉生的道理。

在弘达，我上二年级，最不喜欢上日语。那个日本教员一副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叫人讨厌。他布置的作业，我从来不认真完成，考试也大多不及格。他问我作业为什么做不好，我也不回答。他就一拳打得我撞在门上，很痛。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掉眼泪，他更生气，叫我脸朝墙罚站一堂课。我憋了一肚子气，放学路过辟才胡同，遇上日本小孩就跟他们打架。虽然受了伤，衣服也撕破了，回家还被娘教训了一顿。不过出了口恶气，还是感到痛快。

家里我最小，父亲和哥哥姐姐对我特别疼爱。大概这个缘故，娘对我要求更严格，放学回家，必须把功课做完才能玩。有次我贪玩，马马虎虎做完功课就跑了出去。等回到家，娘不许我吃饭，让我先检查一遍功课，果然出了很多错。娘跟我说，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不是读给别人看。长此下去，长大了就会养成做事不认真和不诚实的坏习惯。在我重做了之后，娘才许我吃晚饭。从此，我做完功课都自己检查一遍。这习惯影响了我一生。我当演员后，一次和葆姐演《坐宫》唱错了词。我后来就用娘教的方法，每次演出前都默一遍戏。我与我夫人同台几十年，每次合演，临开演前总要对一遍词。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俩离开舞台为止。

母亲生我的时候四十多岁了，不舍得小儿子也去吃苦，一定要让我读书，而且让我要学动力学，将来造汽车、造飞机。母亲搞教育的，也是大家闺秀，希望我将来还是走读书这条路，她有这个观念，希望小儿子能够恢复书香门第。

我记得四姐那时候住在南屋，那个屋里就跟颐和园昆明湖边上的走廊似的，雕梁画栋。我们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屋子，一个板床，一张桌子，两凳子，一书桌。有的时候想，姐姐怎么吃得那么好，我母亲说你能跟她比么，你想吃得那么好，你去跟她学，去奋斗。

那会儿北方冬天烧炉子，烧的是硬煤，一买煤就是整吨地置，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砸煤的事情，母亲就让我去做。砸煤也冷啊，而且不小心就把手给震破了。那会儿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细粮，大家偷着买玉米，家里有个小磨，就磨玉米面，这个活谁来做？也是我。开始想不通，问母亲，有看门的，有保姆，有大师傅，砸煤的事情为什么非得我去？母亲说："你能一辈子老过这生活么？"

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剩一个饭粒，刚剩个一两粒，母亲就来了，给我讲粒粒皆辛苦的故事。她是教师嘛。说从前有个少爷，家里有钱，经常糟蹋东西，饭总是倒掉。后来落魄了，要饭到一个庙里，老和尚老是周济他，给他吃饭。他说，老和尚待我挺好，天天给我吃的。老和尚说，不是我给你吃的，你天天从狗洞里倒出来的，我都晒干了给你留起来了。这是我母亲的观念，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你能保证一辈子不遭难，都过好日子么？

那时候我姐姐疼我，出去跑码头演出，回来时就给我买礼物，有小西装小皮鞋。但是不能穿，收起来，过年穿一次。我结婚以前都是这样。在春明念书的时候就是小大褂，那会儿小孩上学都是小大褂。到了弘达穿校服，跟现在的学生装一样，立领的。面料都是布的，那会儿讲究一点的就是阴丹士林布和卡其布。解放前我跟姐姐到上海时就穿卡其布了。穿大褂，里面白褂子，外面穿件蓝颜色的褂子，学戏和练功也方便。但是母亲给我做衣服只做两套，轮流换，破了就补，实在不像样了才换新的。当时，角儿都得穿大褂，戴个小礼帽，还有个小大衣，就是这个扮相。现在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个习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都是小时候比较艰苦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和姐姐能够从"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艰难中挺过来，也和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我对高消费不能理解。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家，我们不能槽蹋。母亲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不能暴殄天物。现在，包括我儿子都做不到了。我对儿子的要求就是：第一，不要打着我的旗号，你就是一普通人；第二，爱国，凭着良心做事。这个传统就是我母亲教育传下来的。后来我们一家人开个小店，在马路边洗碗我都干，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一个人靠双手劳动不丢人，去坑蒙拐骗才丢人，这是我母亲的教育。

搬到山门胡同，还有些现在想起来很有趣的事。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上房。我们家中央大厅屋顶上前面是一个坡，后面一半是平的，还有个栏杆，很高。我老从枣树上爬上房顶，去干嘛呢？我就站在房顶上，拿把刀挥来挥去，把房顶当军舰，自诩舰长了。站在房顶上，我会拿小石子打树上的小鸟，自比胜似作战。常常把石子扔到邻家院子里了，听到人家一叫骂，就赶快逃下来。

我还喜欢恶作剧。表姐到北平读书住在我家。她很活泼像个男孩，就是怕虫子。我弄了好几个油葫芦，晚上偷偷放进她被窝里。掀开被子，油葫芦蹦了出来，她就一边尖叫一边满屋子逃。

在胡同里，我是个孩子头，净跟人打架。家长带着打破脸的孩子来告状，父亲除了跟人家道歉，还得赔医药费，气得不准我出去。佣人奉命看住了大门，我就上房跳墙出去。

我太调皮了，家里管不住，大哥就送我到香山慈幼院住读。那又是日本人管理的，当着家长的面挺好，家长一走就凶相毕露，家里给我带去的点心都被他们吞没了。每天不给我们吃饱，还要干活受训。到了晚上，我从墙边的铁扶梯爬上屋顶，孤孤单单一个人，遥望着家的方向，无限思念。后来娘来看我，看到一张消瘦的脸，马上抱着我说："娘带你回家。"她领我走的时候，小朋友都望着我，他们大概也希望有这么一天。

我到现在还喜欢养小动物，就是从山门胡同开始的。几年前，家里养的那只狗死了，我跟发神经一样，老伴赶紧又给我买了一只。我离不开动物，喜欢动物，那有我小时候的记忆。

山门胡同离白塔寺很近，那儿有农贸市场，没事我就往那溜达。那儿有各种鸡，今儿买只黑的，明儿买只白的。我还养兔子、鸽子，养猫、养狗，弄得家里跟动物园差不多。有时候睡到半夜起来抓野猫。弄点干饭拌着，拿着绳子做个圈套，一有猫来吃就逮一个，一晚上能逮四五个猫。抓住了就在屋里养着，床上也有，床下也有，我就搂着猫睡觉。野猫晚上还打架，我父亲还以为闹贼了，门一开，这猫满屋子乱窜，把我父亲气得！

我也养狗，各种各样的狗。记得一次四姐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我给她伴戏，演一个小孩。天津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劝业场。父亲带我去戏院，走着走着走到那，父亲说："你怎么不走了？"我说："你得给我买个狗。"我记得有种意大利小狗．大耳朵小尾巴，很好玩。就缠着父亲给我买："不给我买狗也行，得给我买兔子。"父亲说："现在上剧场，你怎么要买狗？"我说："那不行，你不给我买我就不去了。"父亲没办法，就上公司里面给我买了个小兔子。我抱着兔子，就上后台伴戏去了。

父亲爱种花草。山门胡同那宅子里两个院子，海棠树、枣树、梨树、苹果树都种满了。另外他爱种老玉米、西红柿、丝瓜什么的。他喜欢吃。北京有时候一下雨就很大，老玉米全倒了，半夜里我就和父亲戴个草帽去把玉米扶起来，还拿根棍绑着。院子里有棵很大的枣树。秋天长了一树的枣。我还是小孩嘛，没等长红就等不及了。一个一个摘不行啊，树上有毛毛虫，所以得用棍子打，一打就噼里啪啦的往地上掉。父亲刚进院子，砸了个劈头盖脸，对着我一阵吼。我小时候真顽皮。

没几年，我们又搬家了，从山门胡同搬到西四的大栅栏，那里的房子更大。但是我哭啊，我舍不得山门胡同！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66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遭到抄家和批斗，而童祥苓当时正在北京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