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一人蒙难全家遭殃， 一个戏剧家家庭的十年

更新时间：2025-06-11 07:49  浏览量：2

转自新三届

作者徐晓

作者简历

徐晓，本名徐小伶，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69年春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知青；1974年底转插山西并很快考入话剧团成为专业演员；1978年秋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央媒任职。2001年春出国学习工作。回国后专事家务与写作。曾在中信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近年来，倾心研究癌症，著书《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抗癌：防治复发》《抗癌：生命至上》，并公益地帮助癌症患者，被称为“智慧抗癌的倡导者”。

原题

作者：徐 晓

我的公公叫张艾丁。在名人辞典里，他被称为编剧、导演、戏剧评论家。他是文革前，也就是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中，那出备受好评的现代戏《杜鹃山》的编剧及导演（尽管此剧的编导还列有另外几位领导人的名字，但艾丁却是实实在在的执笔人与导演者），那时的演员是赵燕侠、马连良、裘盛戎等名角。

戏剧家张艾丁

其实，我的公公张艾丁在1949年之前，一直干的是话剧——二三十年代，他在山西率先推广“新剧”，也就是话剧，他既当演员又当导演，时时还要扮演女角；抗战初期，他是国民党商震部队三十二军话剧团的团长兼导演，剧团十几位演员，却排演出数十部剧目——装台、卸台、歌咏、演剧，他们紧随着抗日的将士，呐喊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四十年代，他在大后方做两家报纸的主笔兼翻译，同时给一些业余剧团导演话剧，这在当时被称为“报人干戏”。1949年，临解放，他经友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文工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人艺。也可能是他曾有过国民党抗敌演剧队的经历，当年从延安过来的人艺领导人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一直没让他回到舞台，而只是让他在研究室搞剧本翻译工作，接着，干脆斩断了他的话剧生涯，把他调入了戏曲界——名曰：协助戏曲改革。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张艾丁与京剧、评剧、曲剧等多剧种的剧团合作，导演出了不少轰动一时的好剧目。那时与他常年合作的有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赵燕侠等京剧名家。张艾丁在担任编剧导演的同时，还不断地写文章发表戏剧评论，难能可贵地是，他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逆潮流地对一些被普遍称道的剧目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指出了莆仙戏《团圆之后》的主人翁在母亲因隐私暴露而羞愧自杀后，为了自身的名誉，却让无辜的新娘前去顶罪，这样的做法太过自私，不值得同情；比如，他对郭沫若写的话剧《蔡文姬》中曹操违背人情常理而令蔡文姬抛夫弃子回归汉室的做法也不应作为曹操雄才大略的案例去歌颂。他的这些意见都是与当时的舆论潮流截然相反，每每见诸报刊，都会引起戏剧界的震动。而今天我再读艾丁的这些批评文章，会感到他老人家的分析十分中肯，并有理有节。

1964年版京剧《杜鹃山》的戏单

不幸的是，他所在的北京京剧院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成了江青主抓的样板团，文革一开始，军代表进驻，那么张艾丁这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反军、反中央文革、反江青”的反革命分子，并由江青亲自签署了逮捕令。

张艾丁在1967年被捕入狱，1975年保外就医，他在狱中煎熬了八年。直到1978年的春天，才获得彻底平反。

文革十年呀，那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它如洪水，如飓风，如蝗灾，席卷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没有谁可以躲过，可以幸免——今天是你斗了他，明天是他斗了你，后天你们便是“一丘之貉”！再后来，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学生中断学业被放逐到荒野乡村——几乎社会上所有的家庭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残害。当然，最悲惨的还是那些家里有人被戴上了“地富反坏右”帽子的家庭，因为，在那个年代，是“一人蒙难，全家遭殃”呀！

下面，我就以艾丁一家在文革中的生活境遇为例，讲述“反革命”家属们在那十年中的人生磨难。话头儿还是要从我最初认识我的先生说起。

我的先生叫张海鹰，他是张艾丁的二儿子，我自然也就是张家的二儿媳了。

我跟海鹰的相遇是在1969年的秋天，在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连绵起伏的沙海中。那时，我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的战士，也是春天刚刚去到那里的北京知青。

八月底，听说北京的第二批新兵就要到了，我们这些与外界隔绝数月的年轻人很是兴奋。“看新战友去呀！”“看新战友去呀！”下了工的我们轮着手里的帽子，呼喊着，往刚盖好的新营房奔跑。

营房前的人真不少，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连部前的空地上。

太阳已经下山，阴山被落日的余晖勾勒出金色的边际。趁着天还明，我们穿梭在新兵群里。

我们一一看来。不知怎的，我总情不自禁地会去注意高个子男生。喔，那边站着三个，赶紧过去！

这三位男生的个子真不矮，起码都在一米八以上。第一个抬起头来与我们对视的，是个黑黑瘦瘦，眼睛很大的男孩，后来知道他是我们班长范洁的弟弟。第二个男生回过头来，虽然白净，但表情很寡，拒人千里的样子。那最后一个呢？只见他双手插在腰间，慢慢回转身来。啊，那是怎样动人的一张脸呀，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颏，一双带着些许忧郁、些许腼腆、像鹿一样漂亮的眼睛，眼帘抬起来，又垂下——有些像古罗马“大卫”的雕像，更有些像屠格涅夫《前夜》一书插图中画的英沙罗夫。就是那一眼，他留在了我的心里。

多日以后，听说他叫张海鹰，是一位作家的儿子，人们传，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导演，编剧，却被江青点名投进了监狱，这次他能来兵团，全仗着他的一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帮他向军代表求情才被批准。

那时，在连队里，男女生界限分明，之间是不允许接触的，也在于年龄都小，所以，再好的印象也就是一风吹，很快就忘记了。

两个月后，听说他病了，还是重病——肠梗阻，幸亏连夜被拉到杭锦后旗的地方医院做了手术，才抢回了一条命。而这得病的起因是因为“左”。

据说，那天，海鹰感觉肚子疼，疼得脸色已经变了。班长让他留在宿舍休息，可他刚想躺下，就听有人说：“这么点小病就不出工，怕苦怕累。”海鹰脸皮薄，听不得这样的话。他挣扎起身，找了根草绳，往腰上一扎，就跟着队伍出发了。那天的活儿是到沙漠深处打柴，一走就是一天，几十里的黄沙路呀，回来还要背上百斤的红柳白刺！不知他是怎么熬回来的。听说，他一到营区路口就倒下了，接下来就是几天的不吃不喝，喝口水都得吐，肚子疼得满炕打滚。这时，大家才承认他是真病了。

连队的罗医生是从卫戍部队转过来的一个司药，并不会看病。他看海鹰的样子，判断不出他得的是什么病，就一直拖着。到了第七天的晚上，他翻看一本《农村医疗手册》，看到有肠梗阻一说，才跑到班里，问海鹰的同班战友他有没有拉屎放屁，听说没有，只是吐，才警觉——海鹰得的可能是肠梗阻，而这个病如果不尽快解决，会导致腹膜炎，人就没救了。

医生马上叫醒连长——“给团部打电话要车！”可大风已经把电话线刮断，联系不上。他们又派人骑马赶到九连去打电话。电话终于要通，团部派了车来接。可团部医院没有能做手术的医生，还得再往几十里外的杭锦后旗拉。到了旗里的中心医院，是凌晨五点。叫醒了一个外科大夫，可大夫说：“现在武斗，没人上班呀。”这时，海鹰睁开眼睛，低低地说了一句“叔叔，救救我吧”。

那位医生也就动了恻隐之心，便对来人说：“手术需要输血，赶快找血去吧。”就这样，海鹰上了手术台。打开腹腔，一段肠子已经坏死，医生给他截去了一米多的肠子。同时，返回团里的大卡车又回来了，它拉来了满满一车战友，那是距离团部最近的战备连的战士。那天，给海鹰输血的就有八位战友！

当医生结束了手术，说了一句：“再晚一会儿，这孩子就没命了。”那年，海鹰只有16岁。

海鹰经杭后医院手术，命是保住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半个月后，师部医院的医生去接海鹰转回位于巴盟的师部医院就诊，几位军医讨论后说：“第一次手术给海鹰肚子上留了一个粪瘘，那是因为当时水肿没有办法完全缝合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直带个粪瘘生活，要给他做第二次手术。”那是1969年的12月。

正是那段时间，我和另外的三名战友在师部给第一届兵团一师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讲忆苦思甜展览。一天的讲演刚结束，一位现役军人就来到展室跟我们说：“你们连队的战友要做手术，需要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能献血。”我们四个人异口同声：“我们献！”验血后，只有我和一个男生合格，我俩是O型血。当我躺在抽血台上，医生问我紧张不紧张，我坚定地说：“没事，抽吧！”我感觉能为战友献血很光荣。

离开师部回连队前，我们四个人到医院去看望海鹰。他正坐在桌边看书。看到我们来了，他慢慢站起身很不好意思地向我们微微点了点头——他是那样文静而苍白。

一个月后，海鹰回到了连队。从他到内蒙古兵团那天算起，仅仅四个月，他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不仅身体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疤，而且，“习惯性肠粘连”还要伴随他之后的二十多年生活，这是怎样一个苦字了得！

身体的苦海鹰吃了，精神的苦呢？一点也不比他身体的苦轻！

海鹰是“反革命作家”的儿子，自然在精神上会有更多的压力，劳动上的付出也会更多。毕竟，普通人家的孩子到农村是锻炼，而他是“改造”。

记得在1971年的一次全连的团员发展会上，他们一排团小组报上来的名单有海鹰的名字。当讨论到能不能接受海鹰入团时，二排的一个战士站了起来，说：“我不同意张海鹰入团。因为他不能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接着说：“来兵团之前，有同学到他们家去玩，看到他家的小黑板上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然这是毛主席的语录，但是，那会儿他爸爸刚被抓走。我现在就是要问：他们是在争取什么胜利？谁的胜利？是要下定什么决心？我看，他就是对他爸爸被抓走不服气！”

这一下，会场的气氛马上就紧张了。大家把目光都投到第一次参加团员发展会的海鹰身上，他深深低下了头。我明白，我们女生一定都很同情他，虽然我们不跟男生接触，但是田间地头也能看到谁干活拼命，谁表现好，所以都替海鹰不服，可也不知该怎么反驳这位极左男生的意见。

就在这时，一个从机运连转来的男生站了起来，他不紧不慢地说：“请这位战友注意一点，你刚才讲的事情发生在张海鹰同志来兵团之前，那么现在是他来到兵团两年之后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两年痛苦的思想改造，张海鹰对家庭的认识提高了，所以，我们不能用他过去的表现作为今天是否批准他入团的依据。根据张海鹰同志目前的表现，我们认为他达到了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我们同意他入团。”这位战友的话入情入理，逻辑性强，驳得二排的人再不吭声。我们女生真是感激他替海鹰说了话！

这位战友叫李新元，来兵团前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我想，难怪呀，好学校的学生就是有水平！也幸亏有这位战友站出来替海鹰说话，海鹰的入团申请被批准了。那天，我真替海鹰庆幸。

1972年夏，全国各地的兵团农场都在搞一个运动，查处迫害知青的事件与坏人。这源于兵团内部有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欺压战士、迫害女知青。那段时间，从上到下，整个兵团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也就是给领导提意见。

战士们开始不敢说，可上边派人来动员，这很像1957年反右时的前奏——你不提意见还不好了。就这样，战士们慢慢诉说了，没想到，大家越说越激奋，意见也越提越尖锐。待意见提完，排里便把各班的意见综合起来，让大家推选一个代表到连里大会上去发言。海鹰所在的排有五个班，大家一致推举海鹰为代表。估计这一定是因为海鹰朗诵好，说话有激情所致。海鹰推脱不掉，就接受了。他既然代表了战友，就不能把大家的话修改了，他只能按照记录的原话宣讲。其中有一条意见是这样的：在连队粮食极端紧缺的情况下，战士们吃不饱，饿肚子，可是，连部的领导却在晚上开小灶，大吃大喝，战士们说，这就是喝兵血！

海鹰的发言替一排的战士解了气，可随后，海鹰却倒了霉！

运动结束，连队的干部毫发无损，可提意见的战士却挨了整。一排的满仓排长（一个复原老兵）找到海鹰，对他说：“你也不看看你的出身，你还敢提意见？别人提，那是意见，你提，就是阶级报复！”随后，海鹰就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检查之路。

他的检查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

1972年的冬季，全连战士开赴到沙金套海的荒漠中，要在那里修坝筑堤。那是兵团一师著名的西排干水利工程。那些日子，我们天不亮就起身，摸着黑往十几里外的工地赶，天黑尽了才能回来。十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真不是人受的。可我们挥锹时，会瞥见男生们推着独轮车迎着朔风艰难地攀爬在高如天际的大坝上的身影，我们知道男生更累！

多年后，海鹰跟我说，那段时间是他在兵团最痛苦的日子，因为，别人收工了都能滚到草垛的铺盖上去歇了，可他却还要提个马灯到附近的小学校去写检查。他的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但他的排长就是说他检讨不深刻，还没有触及到灵魂！

在连队，海鹰以他的吃苦精神和大公无私的互助精神受到战友们的好评，他的班长也有心培养他入党。他写了入党申请书。有一天，杨副指导员找他谈话：“海鹰，你要入党，就要拿出切实的表现。你的父亲被江青点名关进了监狱，你就要与他划清界限。我建议，你最好给你狱中的父亲写一封信，就说要断绝你们的父子关系，这样可以显示你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

海鹰听了，不知如何回答，只能说让他考虑一下。从此，海鹰就如有了心病，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更不知道该怎样给领导一个回答。

后来，海鹰跟我说，那段时间他痛苦至极，他深爱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被冤屈，他不能再往父亲的心头插上一刀。写断绝父子关系的信？他绝对不能那么做！可不这样做，又该怎么去回答领导的提议？他纠结，整夜睡不着觉，他真后悔写那个入党申请书！

实在熬不过去了，他找到战友杨玉文，那是他的发小，“出出主意吧，我该怎么办？”

杨玉文低头默想，好一会儿，他问：“你爸在哪里关着呢？好像是公安局的预审处吧？”

海鹰说：“是的，是在预审处。”

“那不就得了嘛！预审处，就是说还没审。没审就没定论！你去跟杨副指说，你爸的案子还没审理呢。等到审理结束，有了定性，你再写脱离关系的信不迟。”

海鹰豁然开朗！

那天，海鹰找到了副指导员：“我想了，我爸的问题还没定性呢。待定了性，我再写。”

副指导员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两人都没说什么，就散了。从此以后，海鹰没有在连队再提什么入党的事！

海鹰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备受折磨，这让他的理想无法实现。

1975年，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到兵团招考播音员。海鹰以他浑厚清亮的嗓音和清晰的吐字发声受到电台来人的喜爱，让他上了录取名单。当时大家都认为他会被调到自治区的电台工作了。但是，还是因为家庭出身，他过不了政审关，他被电台拒之门外。

如果他没有这个才能，可能他的心里会平静一些，但是，他有本事，有理想，却不能实现。他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折磨？

那些年，离开兵团，还有一条路，就是上学。可上学凭的不是本人的学识，而是要靠单位推荐，美其名曰“工农兵推荐”。从1971年开始，就有了“工农兵大学生”一说。开始时，真的不敢奢望，能被推荐的一定是极为“优秀”的知青，那是凤毛麟角。可是后来，不少被推荐的人其实就是跟领导关系好的或后门硬的。到了1974年、1975年，名额逐渐多了，该走的也走得差不多了，总该轮到一贯表现不错的海鹰了吧，但是不行，他的满仓排长就是不同意他。

直到1976初的一天，排长突然找海鹰谈话：“你不是一直想上学吗？这回轮到你了。我推荐你！”原来，这次的招生学校里有一个内蒙古巴盟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名额，是拖拉机修理专业。这个名额没人去，排长就把它安到了海鹰身上。去还是不去？海鹰知道，再等，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同意去了。

名义上是上学了，其实，根本没有离开内蒙古，甚至没有离开巴盟，而且，哪儿来哪儿去！一年半后，海鹰又回到了连队，仍然是战士编制！他成了八年来连队推荐的几十个工农兵学员中唯一没能离开内蒙古，甚至连连队都没能离开的“大学生”！

海鹰的挨整，还包括他的排长不放他回京！

1976年、1977年，兵团已经开始了返乡的热潮——知识青年可以找寻各种理由回到自己的家乡了。所以，办病退、困退的人很多很多。

病退，顾名思义，只要你说出你有什么病，拿出医生开具的一纸证明，经过连队批准，就可以上报到家乡的知青办。知青办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全部接收。

至于海鹰，要说身体情况，他是我们连队有名的体弱者——习惯性肠粘连。但是，他走不了。开始是因为劳动大学的课程没完，后来是连队不放，美其名曰“你是干部苗子，我们要为农场留下人才”（那时，兵团已经改为农场，现役军人已经撤走，转业回家乡了）。其实，就是有人在中间作梗。

海鹰眼看着连队的战士几乎走光，可他还是没有离开的希望。他就去找跟他关系不错的赵副连长。海鹰问赵：“我的病退申请卡在哪里？”赵说：“七个支委，只有一个人反对。”接着又说：“你还是要去做做你们排长的工作。”他的指向已经很明显了。

第二天，海鹰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买了两条牡丹烟，两瓶白酒，装在书包里，来到满仓排长的宿舍。

进门坐定后，海鹰说：“排长，咱俩的事，这么多年了，你说，过去了吗？”

排长接话：“早过去了。你看，咱们不是坐在这挺好嘛！”

海鹰说：“既然过去了，我就想求您帮我办件事。”海鹰掏出了烟和酒，摆在桌子上。接着说：“我想回北京，想回家。我的身体情况您也知道。可我听说，支部里有个人总不同意我病退，我也不知道是谁，您帮我做做工作，让他放我一马。”

排长迟疑了一下，说：“行，我帮你做工作。”答应得挺痛快。

第二天中午，海鹰就得到信儿，他的病退报告被批准了！

1977年10月，海鹰回到了北京。他在兵团呆了整整八年！

这就是海鹰在内蒙古兵团的经历。虽说我们都经历过上山下乡，都吃过苦，但是，海鹰的苦吃得更多，委屈更大，而这些都与他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有关。当然，他的哥哥、姐姐、弟弟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们各有各的痛苦记忆。

海鹰的哥哥叫海燕。文革开始时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文革中，他同样成为了“黑五类子弟”。毕业分配时，他是学校里被分配得最远的学生，他的落脚地是——青海。我想，那年，如果西藏接受大学生，去西藏的名额一定属于他！

当年毕业分配时，海燕已经有了女朋友，一个比他低一年级的女生。他们是在学校的合唱团排演《长征组歌》时相识相爱的。海燕的相貌也是出类拔萃，高鼻梁大眼睛，满脸英气，不仅会踢足球，还会拉琴唱歌。女友的出身很好，父亲是东北一家大国企的领导。本来，海燕的女友已被分到天津了，可当她知道海燕被分到青海后，便毅然决然地放弃天津，一起来到了西宁。

可恨的是，上级明知道他俩是情侣，却专门要把他们分开——女友被留在西宁市，海燕却被分到了更偏远更基层的县里！一段时间后，海燕凭着自己的特长——足球的专业水平，被西宁一家大企业的领导看上，才把他调到西宁市，也才使他们夫妻团聚。海鹰的哥嫂一直生活在青海，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的父亲得到平反，才一起调回天津，站回到大学的讲堂。而那时，他们已经在青海度过了十年！

海鹰的姐姐叫美音。之所以有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在1950年，他们的父亲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时，给另一家话剧团导演了话剧《美国之音》，大获成功，高兴之余，他便给自己新生的女儿起了这么个名字以示纪念。（那时，人艺可能还没有正式叫“人艺”这个名字。）

美音是父母身边唯一的女孩，但是，父母并没有因此娇惯她，相反，她从小就要承担家务，干活比别人多，中学时还参加了学校的舢板队，练得膀阔腰圆，性格也很有男孩子的冲劲。文革开始时，她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她跟我说起过1967年父亲被捕前的一个场景。

“那些天，父亲的情绪一直非常低，可能他已经预感到将有大祸临头。一天下午，家里只有我和父亲。父亲让我坐下，对我说：‘我可能要出事了。你现在是家里的老大（那时哥哥在天津上学，长久不回家），要带好两个弟弟，要体谅妈妈。我担心你妈妈受不了。’当时，我爸跟我说话时眼睛没有看我，只是一直望着窗外。我也不敢看他，同样望着窗户上那层灰蒙蒙的纱布，和纱布外那灰色的天空。父亲接着说：‘剧团的军宣队说我反对江青，可我怎么反对了？我没有反对江青呀！’父亲的眼里已经有了泪水，我感觉得到他有一肚子的委屈。那天，我接过话头儿跟父亲说，‘听说，有时候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代表，把门儿的管得不严，就有学生也混进去见到江青了。’父亲一听我这么说，马上激动起来，‘美音，要是你能进到大会堂，能见到江青，一定跟她说，我张艾丁没有反对她呀！’听着父亲的话，我心里如刀扎一般，但是我不敢看父亲，他一定是掉泪了。没过两天，听说父亲从剧团被带走了。我们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不知他被关到哪里，他是死是活。也是从那以后，我天天到大会堂门前去转悠，看看有没有机会混进去。很可惜呀，没有！大会堂永远高高在上，大门永远紧闭，我没有混进去的机会，没有见到江青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替父亲申诉的机会！那段时间我真是痛苦万分！也是很快，冬天到了，我在那年的冬天，作为老三届最早的一批知青下乡了。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古的武川县。我在那儿一呆就是八年！”

插队期间美音已然成了地道农民的模样

插队落户，对知青来说，就是从学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虽然是几个学生住一起，但是劳动的种类与强度跟当地的男劳力一模一样，吃的、烧的也一模一样。美音也是自知自己出身不好，干活受苦要比别人多。这样，她在村里受到老乡的信任和喜爱，先是被推荐当了赤脚医生，后来又当了小学教员。

在推荐知青上大学时，老乡们联合签名一致推举了她，但是，仍是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所学校敢要她。学校的理由是：“张美音的父亲如果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了，我们可以将她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录取，但是，她父亲关在监狱的预审处，没有定性，这，我们就不好录取了。”嗨，人家怎么说都有理，美音错过了上学的机会。后来入党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卡着没能如愿。

直到1976年，她才回到了北京。她在内蒙古生活了八年。

海鹰的弟弟叫小丁，这源于他的父亲叫张艾丁。小丁是1956年出生的，文革开始时就是一个只知淘气的小学生。他中学毕业时，因为哥哥姐姐都去了农村，按照政策他留在了北京，被分配到一家食品炊具厂当工人。小丁小小年纪，就长了很高的个子，加上他一直在业余体校训练，篮球打得十分出色。其间，他几次被部队的篮球队选中，都因为父亲的问题过不了政审关。直到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的篮球专业学习！

家里的小儿子上大学了，这让即将平反的父亲更添喜悦——“谁能想到我家最淘气的小丁成了大学生！”

海鹰的妈妈是父亲抗战时的战友。1937年，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前线，在国民党32军的战地话剧团相遇。那时，父亲是32军话剧团的团长、导演，母亲是能唱会演的演员，也是刚刚中学毕业的女学生。父亲多才多艺自不必说，人也长得高大英俊。海鹰的母亲更是年轻漂亮，她身材高挑，面庞清秀。

抗战初期，演剧队在乡下的土台子上激情演唱，左一为海鹰的母亲

我曾看过他们抗战时期的照片，那是在战斗的前沿，一排身着军装的青年，手挎在腰间的皮带上，昂着头，激情地咏唱；那是在南北东西交会的铁路干线上，一群年轻的战士攀爬在已经轰然发动的火车头上，目光坚毅地望向铁轨伸向的远方——那是战火硝烟的前线！

海鹰的母亲在大后方读书期间

抗战中期，抗敌演剧队解散了。他们流落到大后方。父亲拿起笔，当了一名“报人”，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要兼做翻译。母亲则考入了流亡到四川的东北大学，成了经济系的大学生。母亲大学毕业后，她找到一个盐业部门的工作，父亲母亲便带着海鹰的哥哥千里迢迢搬到了天津，后，父亲经友人介绍，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文工团，一家人又迁到北京。

那时，海鹰的妈妈本可以回到演艺界，但考虑到家庭总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就留在了盐务系统。文革一开始，她就被从办公室下放到了盐业仓库。她这个北京盐业系统唯一的一名正牌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大学生，在盐库里成了地地道道的包盐工。身体的劳累不怕，但是丈夫的命运，丈夫的生死成为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头。

后来，我听说，那时海鹰的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极左的领导让她与父亲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有“好心人”劝她跟父亲离婚，以摘下“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面对这些，母亲从不做回答。

多年后，我听到海鹰的表姐给我讲了这样一段往事。她说，那次，她也是被他的二舅妈（海鹰的母亲）震撼到了。

她说：“文革中，我从贵州到北京串联，就去头发胡同看望二舅妈。那天，我跟二舅妈聊了很久。突然，二舅妈两眼圆睁，盯着窗外，咬着牙，说，‘他们让我跟你二舅离婚，我绝不！我是海枯石烂不变心！海枯石烂！’”表姐说，她一下惊住了，她没想到二舅妈会说这样的话，会用这样的词。她没想到老一辈人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她说，当时二舅妈的神态，二舅妈的语气，就像刀劈斧刻一般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让她永生不忘。

确实，海鹰的母亲就这么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在盐库里默默地包了八年盐。好在，她终于等到了丈夫的出狱，终于熬到了丈夫的平反！

她的儿女们说，“如果不是妈妈死心塌地地要等父亲出来，父亲可能早就死在监狱里了。”

这个我信。

再说海鹰的父亲。

海鹰在连队时候，也正是他的父亲住监的时候。海鹰不会跟大家提起他的父亲，大家也不会去触碰他的软肋，所以对其父亲的事情知之甚少。

海鹰在连队时有个同班战友，叫孔庆海，他家与海鹰的家同住在一条胡同里，加上他也是文艺爱好者，两人便走得很近。有一次。孔庆海给我讲起他在探家时去看望“保外就医”的海鹰父亲，谈起了他们的一段对话。

孔庆海说：“那次，我跟老人家聊天，说起海鹰的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生活的窘迫、工作的辛苦，精神的压抑，老人便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郭一宁呀，我爱她！郭一宁，我爱她！’”郭一宁是海鹰母亲的名字。

孔庆海说：“我真没想到老爷子会说这样的话。我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呀，我听了也呆住了。那个时代，谁还敢提“爱”字？爱，就是资产阶级，爱，就是小布尔乔亚，爱，在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没有这个词！可是，谁人不爱这个词，谁人不向往这个词？我感叹，一个老人，竟然当着外人的面说他爱自己的妻子，多浪漫呀！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我向往这样的环境，我高看这样的家庭！

劫后余生的全家福

后记

1976年，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大山终于倒塌了，“四人帮”终被粉碎。接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被彻底否定！那会儿，走在街上，看到的是人们久违的笑脸，听到的是人们多年不敢吐露的心声！也就在那一年，张艾丁先生获得了彻底平反，他很快抹去脸上的悲凉，又挺起腰杆投入到新的戏剧改革之中。他又干了九年。

1987年秋，老人去世。去世前，他完成了一部近三十万字的自传——《戏剧生活六十年》。十八年后，也就是2005年，他深爱的妻子——海鹰的母亲去世。我们在收拾他们的遗物时，看到了老人留下的那部沉重的手稿。

我捧读手稿，不仅看到了老人一生的“干戏”经历，更看到了中国戏剧在艰难岁月中一步步前行的身影。它不仅记述了早年间中国话剧稚嫩的雏形，还讲述了战火中的戏剧对唤起民众抗日决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后新中国舞台上各个剧种呈现的繁多样貌，同时，也展现了戏剧改革中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这本书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剧目——既有中外名剧，也有战地新编；同时也记述了很多戏剧界的名人——编剧、导演、演员在各自舞台上的“表演”。这本书，看似是一部个人的小历史，实则，涉及到的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大世界。

2010年，我与艾丁的儿女们一起在新浪平台上开设了一个博客，起名叫《为了怀念》。我将艾丁的自传书稿编辑整理，由他的女儿配图，一篇篇发表在

博客里，引起众多老戏剧家后人的关注。2025年初，我和我的大姑姐美音（海鹰的姐姐）一起将书稿印制成书，终于替我的公公张艾丁完成了他的遗愿。此书的书名为《戏剧生活六十年——艰难岁月中戏剧前行的身影》。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戏剧家与他的家庭成员在文革中的生活境遇，以及我作为张家儿媳为老人家所做的事情。

《戏剧生活六十年——艰难岁月中戏剧前行的身影》成书 。此书封面说明：32军话剧团要奔赴黄河北岸的前线，火车头上的九人为吴强、周雨辰、黎欣、黄达生、黎玲（左五/海鹰的母亲/艺名）、赵书真、范美贞、张秀壤、张艾丁（左三）

篆刻家“京门印客”王燕云先生为此书篆刻两枚印章：一为“个人小历史管窥大世界”，一为“文章小我世相大观”

2025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