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君谈《红灯记》：全盘否定现代京剧成就，不也是一种极端吗？

更新时间：2025-06-11 00:23  浏览量：3

上世纪50年代初，沈默君在东北采风时，偶然听闻一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1943年冬，哈尔滨铁路工人张浩一家三口因参与地下抗日活动被捕。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17岁的女儿张小红始终紧咬牙关，最终全家英勇就义。这个真实事件深深打动了沈默君，他以此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

剧本中，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的故事，正是脱胎于张浩一家的真实经历。1962年电影上映后引起轰动，中国京剧院看中这个题材，决定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编剧阿甲在保留核心情节的基础上，融入了传统京剧的唱腔程式，特别是"痛说革命家史"等经典唱段的设计，使作品兼具革命激情与传统韵味。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红灯记》一炮而红，随后被列为八大样板戏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剧中李铁梅高举红灯的经典造型，其实是参考了当年哈尔滨铁路工人夜间作业时使用的信号灯。

在北大荒的三年劳动改造期间，沈默君白天在田间劳作，夜晚仍坚持在煤油灯下偷偷记录创作素材。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敏锐观察。1961年冬，当他接到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创作任务时，立即背起行囊深入大兴安岭腹地。

在收集鄂伦春题材素材的同时，沈默君偶然接触到一批东北抗联老战士。其中一位姓李的老铁路工人讲述的故事尤其令他动容：1938年冬天，这位工人和妻女三人组成的地下交通站，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传递情报。女儿才十六岁，却能在日伪军搜查时镇定地将密信藏进棉袄夹层。这个真实故事里蕴含的革命家庭情感，让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沈默君产生了强烈共鸣。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沈默君特意走访了尚健在的抗联交通员。有位老同志告诉他，当年最危险的不是传递情报本身，而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搜查。这些亲身经历者的讲述，为剧本中"粥棚脱险"等经典桥段提供了真实依据。沈默君还注意到，东北铁路工人家庭特有的相处方式——父亲往往沉默寡言，母亲精明能干，女儿活泼伶俐——这些生活细节都被自然地融入了李玉和一家的塑造中。

在长影厂那间不足十二平米的宿舍里，两张木床之间摆着一张旧书桌，这就是沈默君和罗国士共同创作的空间。每天清晨，沈默君伏案疾书时，罗国士就静静地坐在一旁整理前一天的稿纸。这位来自北大荒的战友不仅帮忙誊抄稿件，更凭着在农场劳动时积累的生活经验，为剧本增添了不少真实细节。

剧本写到李玉和被捕那场戏时，罗国士想起在农场听过的真实故事：有位老交通员被捕前，特意把女儿梳头的木梳折断留给妻子作暗号。这个细节被他们化用进剧本，成为后来《红灯记》里"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情感铺垫。当剧本完成最后一稿时，两人特意去长春站体验铁路工人的夜班生活，观察信号灯在夜幕中的光影效果，这些实地考察的收获都融入了剧本的舞台提示。

在鸡西市档案馆尘封的敌伪档案中，关于李玉和的记载格外引人注目。这位三次被捕的地下工作者，每次都以不同身份出现，却始终使用"李玉和"这个化名。档案显示，1939年第一次被捕时，他在东海车站当苦力；1941年第二次被捕时，身份变成了梨树镇铁路工人；1943年第三次被捕时，档案仅简单标注为"华北八路军情报员"。这种频繁变换身份却保留同一化名的做法，在当时的地下工作中实属罕见。宫兴禄在整理档案时注意到，其他被捕人员大多只用过一个化名，唯独李玉和这个名字反复出现。

更耐人寻味的是三次被捕的细节。第一次在东海车站，是被密侦告密；第二次在梨树镇，同样因密侦告发；第三次在八铺炕被捕时，档案却未注明告密者。这种变化暗示着李玉和可能逐渐打入了敌人内部。据当年在梨树镇车站干过搬运的老工人回忆，确实有位李师傅常在深夜检修道岔，有时还会和日本监工喝酒。这与《红灯记》中李玉和唱词"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的情节惊人地吻合。

关于"鸠山"这个角色的原型，宫兴禄在宪兵队花名册中发现了关键线索。虽然鸡宁地区没有叫鸠山的军官，但1942年的调防记录显示，有位叫鹫山三郎的宪兵队长曾在梨树镇驻扎。这个读音相近的名字，很可能是剧本的艺术加工。当地老人至今还记得，鹫山确实喜欢设宴"感化"被捕的抗日分子，有次还当众释放了一个铁路工人，说是"已经悔过自新"。

李玉和三次被捕却都能全身而退的经历，在当时极为特殊。档案记载他第一次被捕后"经教育释放"，第二次"取保候审"，第三次才标注"严重处置"。这种递进式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日本人对他态度的转变。曾在伪满铁路局工作过的退休干部透露，当年确实有些被捕人员被日本人"放长线钓大鱼"，表面上获得自由，实则被暗中监视。李玉和极可能就是利用这种复杂身份，继续为组织传递情报。

《红灯记》中"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设定，在档案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东海镇老住户回忆，当年车站附近住着个陈姓寡妇，带着个女儿，后来家里突然多了个男人，自称是女孩的父亲。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与剧中李铁梅"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的人物关系如出一辙。更巧合的是，这个家庭在1944年初突然消失，时间正好与李玉和最后一次被捕的记录吻合。

宫兴禄在比对档案时还发现，李玉和每次被捕后的关押地点都很特殊。第一次关在普通看守所，第二次转到了宪兵队地下室，第三次直接押送哈尔滨。这种递进式的关押升级，反映出日本人对他重视程度的提高。曾在伪满监狱做过杂役的老人说，当年有个铁路工人被单独关押，还能收到外面送来的酒菜，看守都对他客客气气。这些零散的民间记忆，拼凑出一个与敌人周旋的地下工作者形象。

1963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文化部的一纸通知让整个中国京剧院忙碌起来——明年6月将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当时中国京剧院一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话剧改编剧目《迎春花》，演员们每天都要在排练厅待到深夜。

阿甲接到任务时正在排练场指导演员。这位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当时已经五十五岁，在京剧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投身戏曲事业，既是出色的老生演员，又是难得的理论家。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阿甲接过剧本后，在排练场边的长凳上坐了整整两个小时，把沪剧本子反复看了三遍。他时而皱眉，时而点头，最后合上剧本时，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改编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是时间紧迫，距离会演只剩不到一年时间。其次是江青只给了剧本，没有任何具体指示。翁偶虹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他和阿甲多次讨论，都猜不透真实意图。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编剧最初接手改编工作，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现代戏的把握不够准确。在一次创作会议上，翁偶虹坦诚地表示："这个本子还是阿甲同志来改更合适，他对现代戏的理解比我深刻。"

阿甲接手后立即调整了工作方式。他白天处理剧院行政事务，晚上就泡在资料室里。除了沪剧原作，他还找来电影《自有后来人》和话剧《三代人》的剧本反复研究。张东川曾亲眼看见阿甲在资料室通宵工作，桌上摊开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剧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阿甲不仅做文字改编，还亲自设计唱腔和舞台调度。有时深夜灵感来了，他会立即打电话把音乐设计叫来讨论。

改编过程中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阿甲为了准确把握铁路工人的形象，特意带着创作组去丰台机务段体验生活。他们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学习扳道岔、检修机车的技术动作。这些实地考察的收获，最终都化作了舞台上李玉和提红灯、检查铁轨的经典动作。音乐设计刘吉典回忆说，阿甲要求唱腔既要保持京剧韵味，又要符合现代人物的身份，为此他们反复修改了多稿。

排练阶段更是精益求精。阿甲对每个演员的表演都要求严格。饰演李玉和的李少春记得，光是"手提红灯四下看"这个出场动作，阿甲就让他反复练习了上百遍。阿甲说："这不是简单的亮相，要透过这个动作让观众看到铁路工人的职业特点，还要表现出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性。"为了塑造好李奶奶的形象，阿甲还请来老革命家给演员讲述地下工作的真实经历。

1964年4月，京剧《红灯记》在中国京剧院排练场进行内部审查。直到半个月后，他们才接到通知，说剧本基本通过，可以继续排演。在最后的修改阶段，阿甲几乎住在了排练场，他亲自示范每个动作，调整每段唱腔，连服装道具的细节都要亲自把关。

1964年6月，京剧《红灯记》终于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亮相。演出结束后，全场响起长达十五分钟的掌声。这部融合了传统京剧艺术和现代革命题材的作品，开创了京剧现代戏的新纪元。鲜为人知的是，首演当晚阿甲并没有出现在谢幕队伍中。这位总导演躲在后台的角落里，静静地听着观众的掌声，眼里闪着泪光。后来他对同事说："我们总算没有辜负这个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