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一个人能唱一台戏”

更新时间：2026-03-27 04:35  浏览量：2

【文人雅事】

作者：于文秀（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树理不仅是小说大家，“山药蛋派”的创始人，还与戏曲有着很深的缘分。他一生改编和创作了许多戏剧和曲艺类作品。赵树理最感兴趣的要数家乡的地方戏，尤其是山西的上党梆子，他不仅能写，还能唱能演。正如汪曾祺在《才子赵树理》一文中写道：“他是个农村才子。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赵树理的老战友华山记得：“在他（赵树理）看来，天下最好听的戏曲就是山西梆子了。山西梆子又以上党梆子最来劲儿……你说上党梆子不够味儿，他能跟你拼命，非叫你服了不可。说着说着就哼哼起来，连唱带比划的，拿手指弹着装烟末的小铁盒当鼓点，嘴里响着锣鼓家什，一个人唱起一台戏来……”

赵树理热爱戏曲，缘于父亲的影响。其父赵清和不仅通文墨、善农事，还是当地农村民乐组织“八音会”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常带赵树理到“八音会”见识各种乐器，指导他演奏、唱戏，乡亲们常常看到他们在田间地头父拉子唱。

作为“热心的小戏客”，赵树理少时对上党梆子就热爱到痴迷，“只要方圆十里、八里有戏，我总要跑去看得端了老鼓才罢休，趁天明回来上地劳动，一天到晚不觉得累人”。小时候，赵树理家里贫穷，作为唯一的男孩，天寒农闲时节，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赶驴卖炭以补贴家用。出门时，村庄还在沉睡，路上空无一人，未成年的赵树理不免心惊胆战。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便轻轻地唱心爱的上党梆子。正如他后来说的：“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赶着毛驴去驮炭，手里拿着一根小鞭子，唱着地方戏，走呀走的，只要心里一想到白袍小将罗成，就什么也不怕，走起路来劲头大得多了。”后来，赵树理还专门研究过上党梆子的历史沿革，他认为作为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这个剧种是综合了六个剧种（昆、梆、黄、罗、赚、乐）而成的”。它扎根民间，具有高亢、激扬和浓郁的山野气息。他说：“我以为上党戏的好戏是激烈、痛快，我爱这种痛快的气氛。”

1939年，赵树理任长治一地民宣科科长兼烽火剧团团长，当时朱德总司令在晋东南一带指挥作战，并明确指出戏剧是向民众宣传最有力的武器，要善于利用旧戏教育动员民众抗战。赵树理一上任即团结民间艺人，改组旧戏班子，由于旧戏的题材大都是才子佳人、妖狐鬼魅等陈旧内容，为配合形势需要，他亲自对旧剧进行改编，很快完成新编历史剧《邺宫图》和《韩玉娘》。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变悲剧为正剧，化哀怨为壮烈，大大提高了剧作的精神境界和爱国力量，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斗志，受到民众追捧。

在组织剧团演出时，赵树理作为团长常常上场来一段“独角戏”热场，只见他手脚并用，敲打几样乐器，并高声唱起乡亲熟悉的民间小调。据他的朋友回忆，只要赵树理在群众中一露面，周围的空气便立即活跃起来。这边叫：“欢迎老赵唱一个！”那边也喊：“老赵快来！来一段！”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张口就来，还会顺手扯下大衣上脏乎乎的棉花，往脸上一粘当胡子，手舞足蹈地一人唱起了一台戏。他的战友赞叹道：“我喜欢他唱，虽然我不懂戏，他的演唱使我们的战斗生活增添了浓郁的气息，我更喜欢的是他那种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赵树理最初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小说，而是戏剧，1941年，面对太行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并不时被反动派利用的严峻形势，赵树理创作了剧本《万象楼》，这是他运用上党梆子这一艺术形式创作现代戏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有一段时间，赵树理主动放下小说创作，自告奋勇转向农村戏剧运动，改编创作了《清债》《神仙世界》《两个世界》等戏剧和曲艺作品。

1946年春，文艺评论家陈荒煤从延安被调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第一次见到赵树理。后来他回忆：“他（赵树理）向我介绍太行农村戏剧运动的情况。开始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些拘谨，可是谈到后来，说起上党戏来，他就禁不住谈笑风生，手舞足蹈起来。坐在炕头上吃晚饭的时候，边谈边吃，甚至拿起筷子来，嘴里咂咂有声，打起锣鼓点子，兴致很高地唱了一段上党梆子。”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戏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不再拘泥于过去的观念，不再执拗地认为只有上党梆子才是天下最好听的戏曲了。但赵树理对家乡剧的眷恋还是一如既往，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两手一有空闲，就往任何能发出声响的东西上敲打上党梆子的鼓点。

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20周年。他的文学生涯始于戏曲，也终于戏曲，正如他个人所说：“我是生在《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从他一生的艺术道路看，他来自农村，他的艺术之根也深深扎入泥土，他毕生的艺术理想就是他的作品能让农民看得懂，让大众喜闻乐见。正如赵树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

对赵树理的文艺的大众化之路，郭沫若、茅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后兴奋地评价道：“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茅盾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也诚恳指出，赵树理作品之所以受到大家喜爱，“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足资借镜”。的确，赵树理坚持的艺术大众化道路，在当今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