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戏曲内外的人生

更新时间：2026-03-23 04:33  浏览量：1

转自：天津日报

京剧大师梅兰芳长期在戏曲园地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把戏曲旦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京剧一个剧种，百余年来，“梅兰芳体系”作为一面旗帜，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总代表，始终引领着戏曲队伍的整体发展走向。

把国粹带向世界

梅兰芳，189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泰州。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他，自幼便深受京剧艺术的熏陶。梅兰芳出道时，恰逢京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期，他在艺术的海洋里广征博采，不仅演出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大量传统剧目，一字一腔、一招一式恪守师承，还尝试编演了数量可观的古装新戏、时装新戏。与此同时，他非常注重从各种姊妹艺术中汲取养分，在表演上不断推陈出新。

梅兰芳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方面都有所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通过公开投票评选的方式，推出了京剧旦角前四名，梅兰芳荣获“四大名旦”之首，从此开宗立派，被公认为引领京剧乃至其他地方戏曲发展走向的表率。

梅兰芳在剧坛迅速崛起，不仅享誉大江南北，还引起国际戏剧界的高度重视。日本的戏剧权威人士于1919年、1924年两度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中国的国粹艺术在当地大放异彩。此后，梅兰芳又应美国、苏联文化机构的邀约，分别于1930年、1935年赴美、苏演出，一鸣惊人，中国的京剧艺术得以在欧美大地广泛传播，其影响源远流长。

梅兰芳在国外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一次“讹传”得以体现。在中国人民奋起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战时期，梅兰芳隐居上海，蓄须明志，拒绝参与粉饰太平的演出。1941年的一天，闭门谢客的梅兰芳，突然接到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的电话，恳请梅兰芳给他5分钟的时间，进行一次会面。半小时后，这位记者登门拜访，他紧紧握住梅兰芳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好，梅先生身体这样健康，我放心了！”梅兰芳不明所以，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来客笑着说：“我接到总社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外界传说您逝世了，所以指示我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我见到您本人，马上就给总社回电，让他们放心。”说完便与梅兰芳握手告别。

1949年，梅兰芳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机会见到塔斯社的罗果夫，从他那里得知了1941年那次事件的原委。原来，那个传闻是从苏联驻重庆使馆传出的，说中国有一位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逝世了，但未指明是谁。当时抗战形势紧迫，情况一时难以核实；又因梅兰芳几年前访苏演出，给苏联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苏联国内许多人猜想逝世的是梅兰芳。于是，苏联戏剧界、文艺界筹备召开追悼会，组织纪念梅兰芳的活动。最后，当苏联国内接到塔斯社记者发回的已面见梅兰芳的消息后，大家才放下心来。梅兰芳得知原委后，对苏联文化界朋友的关心十分感激，他当即撰文，通过《人民日报》向当年关心他的苏联友人表示感谢。

梅兰芳十分感念自己率团赴美、苏演出时的艺术总指导张彭春教授。当时，他出国演出的开幕词、讲稿及译稿，均出自张彭春之手，这些文字宛若桥梁，搭建起外国观众与京剧艺术之间的文化联结。演出期间，张彭春还实时研究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并向梅兰芳建议：外国人看戏，最忌讳演员在大幅度的表演中走直线，走弧线则更易被接受，从美学角度审视舞台艺术，圆的线条才更具美感。张彭春还提出了净化舞台的一系列建议，如废除检场人进入表演区为演员送水饮场的陋习；武打和技巧表演，不能为显示技能而脱离剧情；京剧的剧本应力求精练、集中，减少纯交代性的场次等。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未被京剧界普遍接受，但梅兰芳认为颇有道理，并在实践中积极吸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梅兰芳回国后，在其撰写的《梅兰芳游俄记》中称赞张彭春：“对内对外无不措置裕如，对中国的戏剧艺术有独到的见解。我能在艺术方面有那样的收获，是和张先生的辛劳分不开的。”1936年10月，为庆贺天津中国大戏院落成，梅兰芳受邀到该院献艺。在繁忙的演出间隙，梅兰芳偕同刘连荣、徐兰沅、杨盛春等艺友，到南开学校看望张彭春。张伯苓校长在校友楼备下茶点接待众人，席间宾主叙谈甚欢。梅兰芳向张伯苓当面夸赞：“干话剧的朋友真正懂京戏的不多，可是，张彭春先生却是京戏的大行家。”那天，梅兰芳一行由张彭春、黄子坚陪同，还参观了南开校园、花坞、礼堂，并在礼堂内合影留念。

与人交往处见人品

梅兰芳自幼学戏，未进过学堂读书，成为职业演员后，为了弥补这一人生遗憾，他抓住一切机会到社会各界寻师访友。梅兰芳认真学习书法、绘画，研习西洋音乐和狐步舞蹈，力图以全面的文化修养，涵养完美的人格。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上海复旦剧社首场演出话剧《鸡鸣早看天》。开演前，坐在观众席上的剧作者洪深，突然发现前几排观众纷纷回头张望，有人还站起身来向后招手。他以为人们是向自己表示敬意，便礼貌地站起身，脱帽向人群致意，可人们仍目不转睛地向后招手。洪深回头一看，发现梅兰芳坐在那里，他这才明白，人们是在向梅兰芳表示敬意。原来，一向虚心好学的梅兰芳听说复旦剧社上演新剧，便化装悄悄前来观看，不想还是被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当时，他若走开，是对向他致意的观众的不尊重；不走，又担心搅乱台上的演出，左右为难的他倍感窘迫。事后，梅兰芳托人向洪深诚挚道歉，此后便不再轻易到剧场观看演出。

梅兰芳对同业中的长辈、平辈甚至晚辈，始终谦和有礼。李世芳（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当初拜梅兰芳为师时，按照戏班的习惯向师父行叩首礼，梅兰芳连称“不敢当”，再三婉辞，声称彼此应以师兄弟相称。这并非表面的谦虚，1942年印行的《李世芳专集》中，收录了1937年8月梅兰芳写给入室弟子李世芳的一封信，抬头称“世芳贤弟览”。

全民族抗战期间，梅兰芳在上海的家中教李世芳演戏，在对一些表演细节的处理上，他多采用启发或商讨式的教学方式。有一次，梅兰芳在剧场里看李世芳演《霸王别姬》，发现他“舞剑”时有一个动作，临场发挥比自己所教的更为精妙。演出结束回到家后，梅兰芳让李世芳把那个动作再表演一遍，然后真诚地对他说：“这个身段安得好，往后就这么演。”事后，梅兰芳还将这个表演动作运用到自己所演的《霸王别姬》中。当时，弟子在演出时对师父所教戏路擅自发挥，会被认为是大不敬，然而梅兰芳对此不仅不怪罪，反而大加鼓励，展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胸襟。

梅兰芳待人接物始终彬彬有礼，在家里会见客人，十分讲究衣着得体，即便是盛夏时节，也从来不脱衬衣，衣扣都扣得整齐严实。客人告辞时梅兰芳必定送至门外。

1930年梅兰芳访问美国归来后，深感在了解外国文艺或与外国友人交往时，不懂外语多有不便，遂决定聘请家教，学习英语。不久后，梅兰芳搬到上海马斯南路居住，每周二、周四下午3点钟，必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太太来到梅宅，为梅兰芳讲授两个小时的英语。梅兰芳每次都事先整装等待，并提前两分钟从楼梯上走下来，迎接老师进入书房。在学习的两个小时里，梅兰芳概不会客。他还时常教导子女，要像那位英国老太太一样守时，上学要注意衣装整洁，以此表示对老师的尊敬。

坦然面对赞扬与批评

京剧艺术形成后之所以能迅速兴盛，与热爱这门艺术的知识分子参与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初，梅兰芳与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在北京相识，彼此有过礼节性的交往。那时，胡适因忙于北大的教学工作和新文化运动，只是偶尔到梅兰芳的“缀玉轩”小坐。20年代末，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常住上海，此时梅兰芳也迁居沪上，二人的来往日渐增多。在《胡适日记》中，就有关于与梅兰芳约见并帮他挑选赴美演出剧目的记载。

1930年上半年，梅兰芳赴美国演出期间，旧金山欧内斯特·K·莫编纂了一本名为《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专集，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打头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作者即为胡适。文中，胡适称赞梅兰芳“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望”“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胡适特别指出，梅兰芳周围的朋友，近年来为他“创作不少以他为主角的皮黄剧目”，如《千金一笑》《木兰从军》等，“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对于胡适的支持和帮助，梅兰芳深表感激，回国后亲自到胡适家中致谢。

当然，梅兰芳作为公众人物，收获赞扬的同时，也必然会面对批评，这里便要引出鲁迅与梅兰芳的一段“交集”。

鲁迅曾发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两篇，收入《花边文学》集），以严肃的态度，对梅兰芳艺术风格的“由俗到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鲁迅写道：“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可见，鲁迅不认同梅兰芳的艺术风格日渐受士大夫影响的转变，认为其表演不如早期那般“泼剌，有生气”。鲁迅还将梆子演员侯俊山（“老十三旦”）演出时“满座还是喝彩”的场景，与梅兰芳演出“近来颇有些冷落”的状况作对比，奚落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梅兰芳访苏前，有学者建议他作“剧本鉴定”，称“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鲁迅更是不以为然，直言：“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所谓“第三种人”，在当时专指表面上超然中立，实际却站在反动阵营一边、客观上为反动阵营说话的一股势力。从后续的历史来看，鲁迅将梅兰芳评价为“第三种人”有失偏颇，但他对当时文艺界脱离群众、曲高和寡倾向的揭露，却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鲁迅的批评，梅兰芳始终保持沉默。他将鲁迅的批评当作一种鞭策，也作为对照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下定决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功过则交由后人评说。

艺韵长存大师远行

1925年，梅兰芳购置并搬入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今红星胡同）的私宅。20世纪30年代初，梅兰芳将这座房产变卖，举家迁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兰芳返回北京，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便于梅兰芳的生活和工作，打算安排他迁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梅兰芳听说后，深表感激却坚辞不受，他说：“那座房子是我卖掉的。今天，我不能借着共产党的力量再把它收回来。请政府随便给我安排个住处吧。”就这样，梅兰芳住进了北京西城护国寺大街9号院，直至1961年逝世。

1959年，各地戏曲界为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精心筹备向国庆节献礼的剧目。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将河南豫剧《穆桂英挂帅》移植改编为京剧，为京剧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这台戏的演出大获成功，成为梅派艺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之后，梅兰芳马不停蹄，紧锣密鼓地策划根据《柳毅传》改编的新剧《龙女牧羊》，并与剧作者先后沟通了10余次，从剧情构思到表演设计都作了周密安排。

令人惋惜的是，梅兰芳因常年超负荷工作，自1960年初冬便感身体不适，在改编《龙女牧羊》的过程中终因体力不支，宣告创作暂停。1961年七月底，梅兰芳因心绞痛住进医院，8月8日，中国剧坛的这颗璀璨巨星就此陨落，年仅67岁。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无不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