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毛主席在杭州观看戏曲，演出结束后，他为何兴致未尽想见一人

更新时间：2026-03-09 22:16  浏览量：1

1960年3月的一个深夜，杭州城里灯火已渐渐稀疏，西湖边的风吹过柳梢，带着一丝早春的寒意。就在这时候，杭州饭店的一间大厅，却依然灯光明亮，人声低低，气氛却格外轻松。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神情愉快，话题时而扯到古代神仙，时而又说起戏台上的人物，让周围的年轻演员们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忍俊不禁。

要说这场夜谈，缘起还得往前推上几个小时。那天傍晚，他在杭州刚刚结束一场重要的外事会见，心情放松下来，突然提出要去看一出地方戏。谁也没想到，这一晚，戏里戏外，会连成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那天的主角，并不是朝堂上的大人物，而是舞台上扮演“白牡丹”的一位年轻女演员，以及一个关于吕洞宾、“人定胜天”的旧故事新说。

一、春寒夜行：从外事会见到戏台灯火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七岁，正是新中国建设关键的年代。当天，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尼泊尔王国首相，这是一场正式而庄重的外交活动，地点、人选、时间，都安排得十分紧凑。

外事活动结束后，时间已经不早，工作人员原以为当天的日程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没想到，毛泽东兴致却很高，提议去看看地方戏。他在多年前就多次说起，自己喜欢听各地的戏曲，只要条件允许，总愿意抽空去看看，换换脑子，调节一下紧张的工作节奏。

那晚，他点名要看的是婺剧。这个选择，并不是偶然。婺剧源自徽班，和清代进京的徽剧一脉相承，在戏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味。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经评价婺剧，说京剧要寻找自己的“祖宗”，恐怕得往婺剧里去找。这话在戏曲圈里流传甚广。

在杭州，浙江婺剧团正好有年轻演员汇聚，正在参加全省青年演员的现场交流演出。清晨，他们还在排练厅里对戏，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会被临时通知，去给中央领导做一场专门演出。

消息传到剧团时，很多年轻人既激动又紧张。通知上只说是为中央首长演出，并没有明确点出是谁。演员们化妆、整装、候场，心里多少有数：中央首长到杭州，规格这样高，八成是毛主席。

二、新旧吕洞宾：一出戏改出新味道

这天晚上，安排演出的剧目是《牡丹对课》。这出戏取材于民间传说，人物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吕洞宾。不过，浙江婺剧团这次演的版本，已经和旧戏本上的故事有了相当大的改动。

传统戏里，“吕洞宾三戏白牡丹”、“七戏白牡丹”之类的内容很多，情节大多绕着调笑、占便宜转，格调偏低，人物也被写得浮泛甚至轻佻。婺剧团的创作人员对这类戏心里有数，觉得再照旧本子演，总归不合适，于是动了改戏的心思。

在这出《牡丹对课》里，吕洞宾仍然是那位自持才学、带着点刁钻脾气的“神仙”，听说药店老板的女儿白牡丹年轻聪慧，便假扮凡人，下凡想来戏弄一番。他走进药店，故意乱点药名，故意出难题，药店老板一时间被折腾得满头大汗，招架不住。

就在这时，白牡丹出场。她不卑不亢，镇定从容，一问一答间，把吕洞宾的“刁钻考题”一一接住，巧妙拆解，甚至反客为主，让对方一步步露出马脚。台上两人对唱、对答，节奏紧凑，诙谐而不轻薄。

那晚饰演白牡丹的是青年演员郑兰香，扮演吕洞宾的是张荷。一个柔中带刚，一个刚中有趣，唱念做打配合得十分默契。台下观众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和掌声，这其中，就包括坐在前排、聚精会神看戏的毛泽东。

当白牡丹用机智化解吕洞宾难题的那一段，毛泽东笑得尤其开心，时不时还跟着节奏拍掌。和很多传统观众一样，他对吕洞宾的故事并不陌生，真正让他起劲的，是这出戏里透出的新意。

这一次，“神仙”并没有在凡人身上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被一个年轻女子一番机智反击，弄得下不来台。整出戏不再是低级趣味的嬉笑，而是通过台词、唱段，把“斗智”这一层意思提了上去。

三、戏散人未散：舞曲、对话与历史闲谈

演出结束，掌声还在大厅里回荡。演员们从后台退下时，只以为任务完成，心里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通知传来：部分演员上三楼，有首长要见。

郑兰香等几位主要演员被领到了三楼大厅。那是一间宽敞的房间，灯光柔和，气氛却多少有些庄重。毛泽东坐在藤椅上，身边有工作人员陪同，看到演员们进来，他面露笑意，主动站起身。

有人在一旁介绍：“这是演白牡丹的郑兰香。”郑兰香本来有些发愣，被这一句叫醒，连忙走上前去。

毛泽东伸出手，语气里带着一点幽默：“你，今天胜利了，祝贺你啊。”说完，他又转向饰演吕洞宾的张荷：“你，今天吃败仗了。”

这一来，紧张的气氛立刻被冲散，大伙儿都笑了。郑兰香有些局促，又忍不住有点得意，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演得不好，请主席指正。”这种既客气又真诚的回答，也符合当时青年演员的心态。

两三句调侃之后，大家围坐下来聊戏。毛泽东先是问了一些简单情况，语气平和，问题却挺细：哪一年进团，老师是谁，演过哪些戏，什么角色更拿手。有问有答，气氛渐渐放松。

不久，房间里响起了舞曲，是当时常见的交谊舞曲。毛泽东看了一眼郑兰香，忽然伸手说道：“白牡丹，我请你跳个舞，好吗？”简单一句话，又让众人愣了一下。

郑兰香犹豫了一瞬，很快答道：“好啊。”她身材娇小，只到毛泽东的胸口位置。两人走到空地上，随着舒缓的舞曲慢慢移动步伐。毛泽东的舞步不快，不花哨，更像是在边走边聊。

在舞步间，他继续问起她的经历。郑兰香说自己是温州人，1955年考入浙江婺剧团，其后拜周越先、徐汝英为师学艺，到1960年，又向昆曲演员姚传芗请教。这些名字，在浙江地方戏曲界都颇有名气。

舞曲结束，毛泽东拉着郑兰香回到座位，众人也围过来。此时已经是深夜，但在场的人都没什么困意。对年轻演员来说，这是极少遇到的时刻；对毛泽东来说，这样略带闲适的夜谈，在繁重政务中也并不算多。

聊着聊着，话题又转回刚刚看过的那出戏。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他在各地看过不少“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戏，类似续写成七戏、八戏的也有，不算少，但总的感觉格调偏低，内容多围绕占便宜转，意思不大。

谈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肯定了婺剧团这个新版《牡丹对课》的改动。他说，这出戏好在“改得有新意”，不再是神仙耍弄凡人，而是“斗智”，而且让神仙斗不过凡人，让试图占便宜的老于世故者反被教训，让年轻的一方占了上风。

说到关键处，他站起身，略微仰头，一字一顿地讲了那句话：“这就是人定胜天的主题。”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句话有它自己的含义，放在戏曲舞台上，则被赋予了一层生动、通俗的解释——所谓神仙，也不过如此；真正决定事情走向的，往往还是人自身的智慧与努力。

四、从神仙到秀才：历史与人物的另一面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戏曲故事层面，而是顺势说起了历史上的吕洞宾。他提到，在一些文献和民间流传中，吕洞宾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某种原型的。相传此人本是山西一带的读书人，屡试不第，久困场屋，仕途无望。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位吕姓秀才性格颇有几分刁钻，自恃有一点才学，便颇瞧不起普通百姓，遇事总爱逞小聪明，时不时压人一头。类似的文人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少见——一方面饱读诗书，另一方面，却脱不开“酸腐”、“自负”这两个标签。

毛泽东把这些故事串了起来，说得轻松诙谐，语气却很有分寸。他并不是单纯地“说段子”，而是在借这个人物，展示一个在旧社会里颇为典型的形象：读书人有学问，却未必通达人情义理；有些人热衷于耍弄别人，却很少正视自身的局限。

一旁的年轻演员多半对这些掌故听得新鲜，中间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房间里的气氛，也就在这样的谈笑中，完全打开。原先见到领袖时那种拘谨感，慢慢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谈话方式，对当时那一代青年文艺工作者影响其实不小。一出本地戏，被上升到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它不再只是“唱得好不好”“做得像不像”，而是和人物观、价值观连在一起。“老不如小，神仙斗不过凡人”，背后对应的是普通人主动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大伙儿当时未必能完全概括出来，却多少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聊到兴头上，舞曲又一次在房间里响起。这回，毛泽东招呼的是一个饰演“小童儿”的年轻演员，说道：“小顽皮，我们来跳一个。”语气带着点调笑的味道，孩子似的天真。这一舞一笑，等于又把在场所有人的心理距离拉近了一步。

从接见外国首相，到剧场看戏，再到深夜厅堂里的跳舞和闲谈，这样一整套安排，看上去跨度很大，实则有内在联系。外事活动关乎国家关系，地方剧团的演出则关乎文化土壤；前者是外在形象，后者是内里的精神。

五、舞台与现实：戏里戏外的一种呼应

把时间线条拉长来看，1960年前后，是新中国建设极为艰难的一段时期。生产、生活都面临不小挑战，许多领域都需要重新摸索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出地方戏被认真看待，其实并不简单。

婺剧本身就是多种地方声腔融合的产物，它从徽班、乱弹、高腔等剧种中吸收营养，逐步形成自己的体系。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地方对传统戏曲做了不少整理、改编工作，力图既保留传统技艺，又让内容更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牡丹对课》的改编，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

旧戏里，吕洞宾压倒白牡丹，多数时候靠的是“地位”和“名头”。他是神仙，她是凡人，地位高下，一目了然。而婺剧团的新版本反过来安排，让白牡丹用智慧赢得尊重，让“神仙”碰壁。这样的处理，在传统故事里其实很少见。

毛泽东格外肯定这一点，并不是简单为了“新鲜”，而是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一种观念变化：不是一味抬高虚无缥缈的神仙，而是让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站到舞台中央，掌握主动。用他的话说，这种安排，“让想占便宜的老家伙占不到便宜”。

用戏曲的方式讲道理，比从文件里宣讲，往往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演员在台上唱一句，观众在台下笑一下，本来只是戏园里的日常。但当这一笑一唱，被纳入更大的时代图景中，就有了另一层重量。

那天夜里，在杭州饭店三楼的厅堂里，一边是谈笑、一边是思考，一边是舞曲、一边是戏曲。场面看上去轻松，却隐含着当时文化政策的一种取向：扶持地方剧种，鼓励对传统内容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编，让戏曲不仅仅是“消遣”，也能承载一些更深的东西。

六、人物余韵：年轻演员与那一夜的记忆

对于郑兰香和她的同伴们来说，这一晚无疑成了她们艺术生涯里难忘的一章。1960年，她还是刚出道不久的青年演员，从1955年进入浙江婺剧团算起，学艺时间并不算长，却已经挑起了重要角色。

她的老师周越先、徐汝英，在婺剧表演界都有扎实功底，对身段、唱腔的要求很严。再加上后来向昆曲艺人姚传芗学习，使得她的表演中多了一点昆曲的细腻。这样的底子，让她能把白牡丹演得既俏丽又得体，既机灵又不轻浮，这也是毛泽东当晚称赞“你胜利了”的原因所在。

在不少后来回忆中，当晚那段舞曲，常常被当作一个细节讲起。一个是共和国的领袖，一个是江南地方剧团的青年演员，他们在舞曲声中边走边聊，谈的却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而是地方戏、老师的名字、学艺的经历。这样的场景，很难复制，却颇能说明当时对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态度——近、不隔膜，既有要求，又有鼓励。

另一位演员张荷，这晚虽然被笑称“吃了败仗”，事实上也获得了一种肯定。吕洞宾这个人物，不讨巧，容易演得油滑、轻浮，而在婺剧版本的《牡丹对课》里，既要保留人物自负的特点，又不能让格调滑向低下，这对演员的分寸感要求很高。

毛泽东在谈到旧版吕洞宾戏时，用“格调很低”这样的评价，态度是鲜明的；而对新版本，则用了“改得好，有新意”这样的肯定。这种对比，实际上也给了这些年轻演员一个明确的方向：如何在继承旧戏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处理方式。

夜已深，人未散。那一晚厅堂里的谈笑、舞曲和灯光，对参与者来说，不只是一次“见到伟人的经历”，也成了他们理解自己职业意义的一把尺子。戏不再只是给人“看个热闹”的行当，而是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

等到灯光渐暗，人群散去，外头的风更凉了一些。杭州城又回到日常的沉静。第二天，剧团还要继续他们的演出与排练，毛泽东也要投入新的工作日程。许多事情仿佛归位，只有那出《牡丹对课》，在不少人的记忆里，却从此多了一层特别的意味。

一出地方小戏，被挑出来观看、点评、称赞，并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时兴起。在那个年代，舞台上的故事，经常会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历史，产生一种微妙的呼应。吕洞宾“斗不赢”白牡丹，是戏里的安排；而“人定胜天”这四个字，被点明之后，又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了痕迹。

从1960年那个春寒略重的夜晚算起，已经过去很多年。再回头看那一幕灯下谈笑，对当事人而言，或许依旧能听见隐隐的乐曲声，仍旧能看见厅堂里那盏柔和的灯光。戏台早已拆换，演员也早已年长，那一夜的故事，却被不少人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