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琴 || 京剧在近代天津的发展轨迹

更新时间：2026-02-28 06:19  浏览量：1

（一）京剧与天津

京剧约在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传入天津。津门诗人崔旭在道光四年（1824）所撰的《津门百咏》中曾写到：“饥民零落不成双，乞食声哀夜到窗。只有儿童偏快乐，满街学唱二黄腔。”从中可见当时二黄腔已在天津广泛流传，观众对这一声腔极为痴迷。天津毗邻京师又地处要冲，自然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演出码头，名伶大家们经常在天津登台演出。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早期京剧的代表人物余三胜来津演出，掀起了天津京剧迅速发展的帷幕。同治、光绪年间是京剧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随着京剧的迅猛发展，天津的戏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批艺术造诣深厚的京剧艺人，很多演员都是在天津成名后成为才又走向全国的：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中的名丑刘赶三在 “群雅轩票房”学唱余派老生戏；清同治元年（1862），京剧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在天津登台表演；与谭鑫培齐名的天津人孙菊仙因酷爱京剧，以票友身份下海，成为天津的著名戏曲艺人；武生黄派的创始人黄月仙和南派生行的泰斗孙春恒等著名艺人也都出自天津，他们的高水平表演促进了天津京剧的进一步发展、繁荣。直到20世纪40年代，京剧都是天津戏曲最重要的剧种。

天津繁荣的经济和众多商人对京剧的爱好也成为推动天津京剧不断前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清两代天津的盐业和航运一派繁盛，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使天津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外省、极为富有的商人。他们为联络同乡之间的情谊、理顺商场上的种种关系，不约而同建立了各省的会馆，如建于1852年的江西会馆、建于1894年的江苏会馆、建于1903年的广东会馆等都建有戏楼，每逢年节喜庆之日，同乡聚会都要请戏班助兴，许多京剧名角都在各大会馆的舞台上奉献过精彩的表演。一些生活奢侈的富商权贵还经常请戏班到自己的府邸来唱堂会，这是京剧艺人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舞台。富商们的喜好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游乐、嬉戏的消遣风尚，影响着天津当地人的娱乐和消遣乃至消费的方式，使天津成为北方戏曲、曲艺的中心。当时天津的票友票房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令其它城市难以望其项背，其中还有一些当时的名票下海成为专业艺人，一代名伶刘赶三、孙菊仙等皆是如此。

与此同时，大批移民来到天津，成为市民阶层的中坚力量，并将各地的戏曲和曲艺形式融入天津的文化生活，形成了以舞台演出和观赏为主的文化消费模式，天津自然变为北方戏曲和曲艺的重镇。

京剧是天津的三大剧种之一，自清代以来就拥有十分广泛的观众基础。由于天津作为南北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从外地奔赴当时京剧演出的中心——北京的艺人大多要经过天津这个中转站，并在天津进行热身，登台演出，造成了津城戏曲舞台的繁荣。到清光绪末年，津门的京剧演出形成了鼎盛局面。频繁高水平的京剧演出，培育了大批欣赏水平较高的观众，同时也锻炼了艺人的表演技艺，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天津人酷爱京剧的风气。在观众与演员的良性互动中，天津成为了京剧艺术表演的重要舞台，不少京剧名角如杨小楼、王鸿寿、余叔岩等都是先在天津唱红后才名扬全国的。

（二）天津的京剧改良运动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革命思潮也对戏曲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转移社会，辅助政治”这一主张的影响下，京剧改良运动开始兴起。天津先后出现过刘子良的移风乐会、蔡儒楷的戏剧改良社、林墨青的艺剧研究社等以改良为旨趣的戏剧社团。严范孙、林墨青、李琴湘、韩补庵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汪笑侬、杨韵谱、李吉瑞、尚和玉等戏曲演员积极参与戏剧改良，刘喜奎、张黑等人也开始了新的舞台探索和实践，他们成为改良旧剧的主力。

1911年，时事戏《潘烈士投海》为京剧剧坛带来一股新风。该剧为李琴湘根据直隶（今河北省）通州人潘英伯（潘子寅）投海的事迹写成，全剧共四本，其主要内容为：潘英伯派赴日本留学，在东京认识同盟会发起人之一陈天华，两人都对国家的衰败极为痛心。为瓦解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清朝政府勾结日本政府，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迫使许多中国留学生纷纷归国。陈天华为表抗议，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潘英伯则因激愤在韩国仁川投海殉国。《潘烈士投海》经严范孙润色后，在天津演出，开启了在天津剧坛搬演时事、改良旧剧的风气之先。

不久移风乐会又创作演出了《治魔鬼》《新教子》等剧目，编剧以戏曲作为宣扬进步思想的载体，倡导人权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912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戏剧改良家”的汪笑侬主持天津戏剧改良社和戏剧改良练习所的工作。他亲自操刀，编演了不少新戏，还撰写讲义，并亲自为学生授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京剧艺人，为京剧的演员队伍提供了后备力量。

然而天津的这场戏剧改良活动最终夭折，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与辛亥革命失败密切相关，也与这些新剧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如这些戏曲的内容和形式未能达到比较完美的结合，严重削弱了其舞台演出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天津的京剧活动又进入了一个繁盛期。1927年以后的几年间，天津的“明星”“春和”“北洋”三家戏院，曾由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这“四大名旦”轮流公演。当时全国政治中心南迁，许多京班来到天津，一时名伶荟萃，多位名家同台献艺，几种流派各领风骚，为天津戏曲谱写了华彩的乐章。1929年冬，“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以各自的代表剧目《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女起解》《红拂传》《玉堂春》等在天津同台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与此同时，京剧中的另一个重要行当——生行的崛起已露端倪，杨小楼、余叔岩与梅兰芳三人在津合演《长坂坡》《回荆州》《四郎探母》等名剧，一时风头无两。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京剧名家演出活动在天津更为频繁，如孟小冬、言菊朋、周信芳、姜妙香、杨小楼、尚小云、马连良、侯喜瑞、荀慧生、高庆奎、郝寿臣、杨宝森、叶盛兰、程砚秋、孙毓坤、谭富英、尚和玉等，可以说几乎当时全国所有京剧名伶都先后在天津的舞台上粉墨登场。20世纪30年代，马连良在津演出的《武乡侯》《法门寺》《乌龙院》《古城会》《甘露寺》《御碑亭》《哭刘表》《胭脂褶》《十道本》和《借东风》《春秋笔》等引发津门生行戏的热潮。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周信芳的“移风社”，这两个一北一南的知名剧社也曾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合作，演出《一捧雪》《借东风》等名剧，这些名伶的演出使得天津的京剧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各显绝活，相互竞争同时又通力合作，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大师风范为津城舞台留下一段段梨园佳话。有统计表明，全国绝大多数著名京剧演员都曾来到天津演出，这不仅展现了当时天津京剧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天津对中国京剧发展的卓越贡献。

（三）京剧的继续发展

京剧在天津继续繁荣发展，促使天津京剧界票友群激增，票房林立，同时“彩头戏”也再度兴起。天津京剧票房最多时有60余处，如渔阳国剧社、云吟国剧社、鹤鸣社以及“同志”“永兴”“新风”“遥吟”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国剧社，其中也有不少著名票友，如王君直、韩慎先、刘叔度、杨慕兰等，他们推动了京剧流派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天津的“彩头戏”再度兴盛起来。“彩头，原指戏中被砍下的人头，舞台上用红布包成的一个小圆包袱作为道具。后引申为新奇的道具和布景，以声、光、电、化等多种变幻形式来吸引观众的舞台技术，谓之彩头戏。”1875年，《水帘洞》的演出轰动了整个津城，也为其后天津长演不衰的彩头戏拉开了序幕。20世纪20年代，演出彩头戏最为著名的是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创办的“稽古社”和“稽古社子弟班”，他们长期演出《西游记》《封神榜》《武松》等彩头戏。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的彩头戏演出达到了高潮。在抗日战争期间，天津戏曲的舞台演出陷入低迷，只有娱乐性浓厚的彩头戏一枝独秀，成为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天津戏曲的亮点：

1940年前后 ，稽古社编演了《侠盗罗宾汉》《侠盗燕子李三》等，运用舞台新奇布景、灯光及西洋乐、舞蹈等新的表现形式，连演3个月场场客满。稽古社子弟班在尚和玉等名师传授下，培养了不少优秀演员，有后来成名的张春华、纪美华、张云溪等人。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上的动荡造成全国经济萧条，天津作为一个重要城市，其经济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低谷，对当时的戏曲演出造成重创，天津京剧的发展也由此受到严重阻碍。随着“革新平剧”的步伐，田汉的剧作《琵琶行》《江汉渔歌》传入天津，为当时的京剧注入一缕生机，但对打破京剧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仍是无力回天。直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京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简介：

郑秀琴，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元明清文学；京津冀戏曲。在《南大戏剧论丛》《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艺术百家》《戏剧文学》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论〈聊斋志异〉在清代的改编》、《京津冀近代戏曲发展流变研究》；先后两次获得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