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三大戏曲奠基人、国歌的作词者，1968在狱中冤死，年仅70岁

更新时间：2026-02-23 18:17  浏览量：1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田汉。可你未必知道，这位写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斗士，一生都在“站起来”与“被打倒”之间挣扎——他出身破落书香世家，连饭都吃不饱，却要扛起戏剧救国的大旗；他写下震彻山河的战歌，自己却身陷牢狱、受尽折磨；他把一生都给了家国与艺术，到死都没能留下一块墓碑。

1898年3月12日，田汉降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原名田寿昌。父亲早逝，家境一落千丈，贫寒如影随形，他自小依附祖母长大，祖母随口哼唱的湘剧、花鼓戏，那些婉转的曲调、鲜活的故事，便成了他最早的艺术启蒙，悄悄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文艺的种子。和彼时无数怀揣热血与梦想的青年一样，田汉的求学之路布满荆棘，步履蹒跚，却从未熄灭心中的火种——16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时，他已是校园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笔下文字兼具锋芒与温度，常常被贴在校园宣传栏最显眼的地方，也正因这份才情，被时任校长的徐特立一眼看中，从此命运多了一份指引。

徐特立格外赏识这个才华横溢又坚韧不拔的少年，不因他出身贫寒而轻视，不仅常常悉心指点他的文章，点化他的文笔与思想，还时常带他接触进步思潮，让他窥见时代的曙光，这点点滴滴的指引，都为田汉后来的人生轨迹，悄悄埋下了伏笔。1916年，18岁的田汉背负着徐特立的期许，漂洋过海，远赴日本留学，初衷朴素而坚定：学好真本领，报效大中华。只是他不曾料到，这段异国求学的经历，会彻底点燃他对戏剧的热爱，也让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影响其一生的挚友，从此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在日本期间，田汉先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主修英文与教育，循着世俗眼中“正道”前行，可他所有的热情与偏爱，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戏剧与文学之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浪潮席卷世界，年仅19岁的田汉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写下《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一文，直言不讳评论革命与社会公平，言辞犀利，见解独到。这篇文章不仅在国内刊物发表，更意外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这位心怀家国的先辈，特意提笔给这个素未谋面的青年写信，称赞他的远见卓识，鼓励他坚守心中理想、不负一身才情——这份来自先辈的认可与期许，如一束光，成为田汉一生前行的力量，支撑他走过无数风雨。

鲜为人知的是，留学期间的田汉，不仅是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更是一位跨界前行的“多面手”。他潜心翻译王尔德的《莎乐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字字斟酌，句句打磨，成为中国早期翻译西方戏剧的先驱之一，为中西戏剧文化的交融搭建了桥梁；他还与郭沫若、宗白华书信往来频繁，纸短情长，三人常常在信中畅谈文学、探讨戏剧、叩问人生，那些赤诚的文字、深刻的见解，后来被整理成《三叶集》出版，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成为当时青年争相追捧的读物，一版再版，影响了无数年轻人踏上文学与戏剧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跨越山海，传到日本，田汉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热血与愤慨，与在日中国留学生一同挺身而出，围攻中国驻日大使馆，高声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用青春的热血，践行着青年的担当。同年7月，他毅然加入李大钊、王光祈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里结识了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围坐畅谈，畅想理想，抨击时弊，怒斥山河破碎的悲凉，约定以少年之朝气，救中国之危亡，以赤子之丹心，赴时代之使命。

这一时期的田汉，虽尚未明确自己要走“戏剧救国”的道路，却已渐渐领悟到，艺术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消遣，不是无病呻吟的点缀，而是可以唤醒民众、凝聚力量、抨击黑暗的武器。1920年，22岁的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郑重落笔：“我以后的生涯，第一热心做戏剧家”——这一句承诺，字字千钧，成为他一生的坚守，从此，戏剧便成了他的信仰，成了他报国的载体。

留学期间，田汉也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与表妹易漱瑜自幼相识，青梅竹马，情意相投，1919年暑假回国探亲时，两人正式订婚，随后一同远赴日本，相伴求学。1921年，23岁的田汉与易漱瑜在东京成婚，婚后两人相互扶持、彼此慰藉，易漱瑜懂他的才情，知他的坚守，成了田汉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很多作品的第一个读者，默默倾听他的心声，见证他的成长。可惜天妒良缘，命运无情，1925年，易漱瑜不幸病逝，年仅23岁，定格了最美的年华。妻子的离世，给了田汉沉重的打击，他将所有的悲痛与思念，都倾注在创作之中，写下多部悼念妻子的作品，其中便有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剧《梵峨嶙与蔷薇》，剧中那份纯粹而炽热的爱情，那份爱而不得的怅惘，正是他与易漱瑜感情最真实的写照，字字泣血，动人至深。

1921年，23岁的田汉学成归国，褪去一身青涩，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兼顾写作与翻译，过着看似安稳的生活。可回国后的他，亲眼目睹了国内的黑暗与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在苦难中苦苦挣扎，流离失所，而不少文艺工作者却沉溺于声色犬马，周旋于浮华尘世，用低俗浅薄的作品麻痹民众，消磨国人的斗志。田汉看在眼里，痛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要用戏剧作为武器，刺破黑暗，唤醒沉睡的民众，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安稳的编辑工作，斩断退路，全身心投入到戏剧创作与推广之中，哪怕前路茫茫，亦无怨无悔。

1922年，田汉创办了《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早期专门刊登戏剧作品与戏剧评论的刊物之一，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的理想。他在刊物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借戏剧的力量，表达民众的心声，唤醒民族的良知”，言辞恳切，初心滚烫。刊物创办初期，条件异常艰苦，没有经费支撑，没有固定办公场地，窘迫到极致，田汉便自掏腰包，自己撰稿、自己校对、自己奔波发行，常常熬夜到深夜，灯火为伴，有时候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只能靠朋友接济勉强糊口。可他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哪怕刊物发行量寥寥无几，影响力甚微，他也始终坚守初心，坚持刊登进步、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只为传递一份希望，唤醒一份良知。

1924年，田汉创作了话剧《获虎之夜》，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亦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篇章。很多人不曾知晓，这部作品的灵感，源自田汉家乡的一个民间传说：一个猎户上山打虎，志在必得，却意外捕获了一个暗恋自己女儿的青年，一段悲剧就此上演。田汉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人生感悟，对这个传说进行了艺术改编，塑造出莲姑、黄大傻两个鲜活立体的经典人物，字字句句控诉着封建礼教对纯真爱情的摧残，歌颂着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不屈精神，直击人心。

《获虎之夜》首次公演时，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没有知名的演员加持，甚至连道具都是田汉和朋友们亲手制作的，简陋到极致，可就是这样一场朴素的演出，却震撼了在场所有观众。演出落幕，台下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不少观众热泪盈眶，心绪难平，有人感慨：“田汉的戏，写的是我们普通人的苦难，说出了我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戳中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部作品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被多个剧团改编演出，田汉也因此一举成名，从一个默默耕耘的创作者，成为中国戏剧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被世人熟知。

1927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戏剧团体之一，聚集了当时戏剧界、文学界的一批精英，洪深、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名家纷纷加入，志同道合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并肩前行。南国社成立后，田汉带领社员们，踏遍大半个中国，辗转奔波，公演了《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字字泣血，句句铿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南国戏剧运动”，让戏剧的火种，播撒到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

很多人都说，田汉是个“戏剧疯子”——为了排练戏剧，他可以废寝忘食，几天几夜不合眼，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让演出更贴合现实，更贴近民众，他可以放下身段，深入底层，与工人、农民、艺人一同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捕捉生活的烟火与苦难；为了坚守自己的艺术理念与家国情怀，他可以拒绝所有世俗的诱惑，哪怕生活再艰难，处境再危险，也绝不妥协，绝不低头。有一次，一个军阀想拉拢田汉，让他为自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承诺给予他巨额经费与高官厚禄，诱惑十足，却被田汉当场严词拒绝：“我的笔，只为民众而写；我的戏，只为正义而演，绝不会为强权折腰，为富贵屈膝”，言辞铿锵，风骨凛然。

南国社的演出，大多饱含进步思想，抨击军阀混战的残酷，控诉社会黑暗的不公，歌颂家国情怀的赤诚，唤醒民众的爱国之心，这自然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忌惮与敌视。1929年，南国社在南京公演时，遭到了军阀的野蛮镇压，演出被强行叫停，社员们被驱散，田汉也被反动当局列入通缉名单，身陷险境。可他并没有退缩，没有畏惧，而是带领南国社的核心成员，悄悄转移到上海，继续坚守阵地，坚持演出，哪怕腹背受敌，也始终未曾熄灭戏剧救国的火种。

1929年，欧阳予倩在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特意发电报邀请田汉带领南国社前往广州“打开场锣鼓”，共推戏剧发展。彼时的南国社，刚刚遭遇镇压，元气大伤，人心涣散，社员们对于是否前往广州，意见不一，纷争不断：有人担心路途遥远，经费匮乏，难以支撑；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再次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身陷囹圄。可田汉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带领社员奔赴广州——他心里清楚，欧阳予倩的邀请，不仅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期许，一份推动中国戏剧发展的责任。抵达广州后，南国社的公演大获成功，场场爆满，不仅点燃了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也让更多人读懂了戏剧的力量，为中国戏剧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欧阳予倩

这一时期的田汉，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戏剧创作者，更是坚定执着的戏剧运动推动者。他始终主张“戏剧大众化”，坚信戏剧不应该是贵族专属的消遣，不应该高高在上，而应该走进民间、贴近民众，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普通百姓都能看懂、都能共情、都能受到启发，都能被唤醒心中的力量。他带领南国社的社员，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免费为民众演出，教民众唱歌、演戏，把戏剧的种子，播撒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据统计，南国社成立短短几年，便演出了近百场，覆盖十几个省市，影响了数十万民众——田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戏剧救国”的理想，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艺术的力量，看到了青年的担当。

1930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田汉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完成了自我超越与升华。这一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两篇文章，言辞恳切，坦诚剖析自己，大胆批判了自己过去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与感伤倾向，明确表示自己要“转换一个新的方向，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从追求艺术的浪漫，转向投身革命的洪流；从描写个人的悲欢离合，转向歌颂民族的抗争与不屈，从此，他的笔，成为了刺向黑暗、唤醒民众的利刃，他的人，成为了坚定的革命斗士。

这一思想的转变，让田汉的创作迎来了新的高峰，笔下作品愈发有力量、有温度，却也让他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反动势力对他的敌视，愈发深重。1930年6月，他改编了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创作了同名话剧，这部话剧借主人公的反抗精神，隐喻现实，抨击反动势力的残暴与腐朽，在上海公演仅两场，便被反动当局强行禁演，试图扼杀这份正义的声音。同年7月，田汉联合上海七个戏剧团体，筹组了“左翼剧团联盟”，这是中国戏剧工作者首次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初心纯粹而坚定：团结所有进步戏剧力量，凝聚一心，开展抗日反帝宣传，唤醒民族斗志，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左翼剧团联盟”的成立，彻底激怒了反动势力，他们开始疯狂反扑。不久后，南国社被强行查封，田汉的家遭到搜抄，书籍、手稿被洗劫一空，处境岌岌可危。万幸的是，他事先得到了鲁迅的关照与提醒，提前转移，才侥幸躲过一劫，捡回一条性命。可田汉并没有因此退缩，没有被危险吓倒，他继续秘密开展工作，隐姓埋名，先后为艺华影业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风云儿女》等多部具有鲜明抗日反帝色彩的电影剧本，用电影的力量，传递爱国情怀，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让更多人挺身而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田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生死与共，荣辱相依。也是在这一年，他与聂耳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很快便成为挚友，他们都心怀家国，都渴望用艺术的力量，拯救祖国，都希望能创作一首属于中华民族的战歌，歌颂民族的抗争精神，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抵御外来侵略。

很多人都知晓，《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响彻云霄的战歌，背后藏着一段惊心动魄、鲜为人知的故事。1934年，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编写剧本，与此同时，他悄悄写下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字字铿锵，句句有力，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憎恨，对民族觉醒的期盼。彼时，田汉早已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行踪被严密监视，随时可能被逮捕入狱，他只能在隐秘中创作，小心翼翼，将写下的歌词，悄悄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背面，辗转交给了聂耳，生怕这份心血，被反动势力扼杀。

聂耳

聂耳拿到歌词后，激动不已，字字句句都戳中了他的心底，他连夜赶工，潜心为歌词谱曲，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让歌曲更有力量，更贴合民族抗争的主题，更能唤醒民众的热血，聂耳多次修改曲调，反复打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抗日军队中，倾听士兵们的呐喊，感受他们的热血与担当，把士兵们的抗争精神、家国情怀，一一融入到曲调之中，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每一段旋律，都直击人心。1935年，聂耳前往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交给了信任的朋友，再三嘱托，一定要妥善保管，尽快发表，让这首战歌，传遍华夏大地，鼓舞更多中华儿女挺身而出。

而田汉，在写下《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后不久，便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落入魔爪。1935年，他因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宣传抗日反帝思想，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上海监狱中。在狱中，田汉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可他始终坚贞不屈，初心不改，从未泄露党的秘密，从未向反动势力低头，哪怕身陷绝境，也始终坚守着对国家、对艺术的热爱，甚至在狱中，他依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悄悄写下了多首诗歌，歌颂革命的信念，抨击反动势力的残暴，字里行间，都是赤子丹心。

安娥

鲜为人知的是，田汉入狱后，安娥——这位田汉后来的妻子，为了营救他，四处奔走，殚精竭虑，耗尽了心力。安娥本身也是一位进步作家、地下特工，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胆识过人，聪慧机敏，多次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化险为夷，守护着革命的火种。她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联络进步人士，大声呼吁，要求释放田汉，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前往监狱，给狱中的田汉传递消息、送去药品，慰藉他的心灵，支撑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在安娥和众多进步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田汉终于被保释出狱，重获自由，可反动当局却提出苛刻要求，明令他“不得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否则便会再次将他逮捕入狱，赶尽杀绝。

出狱后的田汉，并没有遵守反动当局的“禁令”，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从未熄灭，很快便重新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用自己的笔，为抗日救亡运动呐喊助威。1935年，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一颗璀璨的艺术之星，就此陨落。田汉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他亲自为聂耳撰写悼文，字字泣血，称赞聂耳是“民族的歌手，革命的勇士”，缅怀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铭记两人并肩前行的岁月。为了完成聂耳的遗愿，田汉四处奔走，费尽心力，推动《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这首战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旋律，鼓舞着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奋勇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守护脚下的山河。

这一时期的田汉，早已不是单纯的剧作家、诗人，更是一位坚定的抗日斗士，一位心怀家国的革命者。他先后创作了《扬子江的暴风雨》《回春之曲》《丽人行》等多部经典作品，用艺术的力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歌颂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传递希望与力量。据统计，抗战期间，田汉创作的话剧、戏曲、电影剧本多达30余部，诗歌数百首，他用自己的笔，倾尽毕生心血，为抗日救亡运动贡献了全部力量，用赤子丹心，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

很多人都知晓田汉是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是国歌的词作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首任校长，是中国现代戏曲教育的开创者与奠基人，用毕生心血，浇灌着中国戏曲的未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田汉心中的牵挂，从未消散，他主动向党中央提议，筹建一所专门的戏曲学校，培养专业的戏曲人才，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艺术，守护这份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当时，中国戏曲艺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战乱过后，百废待兴，很多戏曲艺人生活困苦，朝不保夕，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戏曲剧种濒临灭绝，技艺无人传承，渐渐被遗忘；戏曲教育一片空白，没有系统的培养体系，人才凋零，后继无人。田汉深知，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要想让戏曲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焕发生机与活力，就必须培养新一代的戏曲人才，让技艺得以延续，让精神得以传承。在他的积极推动与奔走下，党中央批准了他的提议，1950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正式成立，田汉出任首任校长，从此，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一份守护戏曲未来的使命。

担任校长期间，田汉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与热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戏曲艺术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我们要用心培养每一个学生，让他们成为戏曲艺术的传承者、创新者，让中国戏曲发扬光大”。为了办好这所学校，让更多热爱戏曲的年轻人有机会求学，田汉可谓倾尽所能：他亲自登门拜访，诚意邀请萧长华、王瑶卿等“十大教授”到校任教，这些都是当时戏曲界的顶尖人才，技艺精湛，德高望重，很多人早已退休，安享晚年，田汉便一次次上门恳请，用自己的赤诚与坚守，打动了每一位前辈。

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既要求学生潜心钻研传统戏曲技艺，练就过硬本领，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进步思想，塑造他们的爱国情怀与艺术素养，让学生们既能传承技艺，也能坚守初心；他还格外关心学生的生活，得知很多学生来自偏远地区，家境贫寒，难以负担学费与生活费，便四处筹集经费，为学生减免学费、提供助学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甚至亲自过问学生的饮食起居，照顾南北学生的饮食差异，用温情，温暖着每一位学子的心。

1950年春节，学校举办首次春节联欢会，喜庆祥和，田汉亲自为学校拟写对联，上联是“推陈出新，光大戏曲艺术”，下联是“立德树人，培养梨园新人”，横批是“戏曲报国”——这副对联，字字千钧，既是田汉办学理念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对戏曲教育事业的殷切期望，承载着他对中国戏曲未来的憧憬与期盼。

鲜为人知的是，田汉担任校长期间，还亲自参与戏曲剧本的改编与创作，深耕梨园，精益求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白蛇传》。很多人不知道，田汉一生一共改编了三个版本的《白蛇传》，每一次修改，每一处打磨，都凝聚着他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艺术品质的极致追求。

1943年，桂林的四维平剧社演出《白蛇传》，上座率惨淡，反响平平，社长李紫贵特意登门，邀请田汉对剧本进行修改，希望能让这部经典剧目重焕生机。田汉欣然应允，参考了弹词《义妖传》、传奇《雷峰塔》等诸多文学作品，潜心钻研，反复打磨，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完成了《金钵记》——《白蛇传》的前身——的创作。

这部剧本中，田汉巧妙融入抗日元素，借白素贞不畏强权、奋勇反抗的精神，隐喻现实，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传递爱国情怀。可没想到，演出当天，这部剧本便被当局以“有反佛教之嫌”为由强行禁演——实则，反动当局是忌惮剧本中的反战思想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暴露，害怕民众被唤醒。直到1944年，这部剧本才在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的情况下，以《白蛇传》之名，在桂林匆匆演出了两天，便再次被禁，却依然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52年，戴不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直言不讳批评田汉的《金钵记》，认为这部剧本歪曲了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题，宣扬了封建神仙佛理，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彼时，田汉早已是文艺界的名家，很多人都觉得戴不凡人微言轻，不值得理会，甚至有人劝田汉反驳，维护自己的声誉，可田汉却拍案而起，连连称赞戴不凡的批评有道理，直言自己的不足，毫无名家的架子。他不仅主动打听戴不凡的下落，了解他的想法，还向有关方面推荐他，让戴不凡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份虚怀若谷、勇于认错的胸怀，在当时的文艺界，实属难得，令人敬佩。

随后，田汉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潜心修改剧本，对《金钵记》进行了重大调整，删除了其中的抗日元素与封建迷信内容，重点刻画白素贞敢爱敢恨、善良勇敢、不畏强权的形象，突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核心主题，将剧本更名为《白蛇传》（52版），并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登台演出，获得了广泛好评，赢得了观众与业内人士的认可，让这部经典剧目，重新焕发生机。1954年，田汉率领中国京剧团前往云南慰问解放军，归途中，特意游览了峨眉山——传说中白素贞的修炼之地，置身其中，他对《白蛇传》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从1954年冬到1955年5月，田汉再次潜心修改剧本，将原本的24场压缩为16场，增补了“合钵”这一经典场次，进一步净化了主题思想，丰富了人物情感，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整个故事，更具感染力。

1963年，北京京剧团决定再次上演《白蛇传》，导演张艾丁提出，“合钵”一场中，白素贞的唱词过于简略，不足以表现母子生离死别的复杂心情，难以打动观众。彼时，田汉已经65岁，年过半百，身体早已不如从前，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建议，不顾疲惫，连夜修改，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原来只有“四问”的离别唱词，增补到了27行：“亲儿的脸，吻儿的腮，点点珠泪滴下来……再亲儿的脸，再吻儿的腮，母子们相聚就是这一回！”这段唱词，曲尽人情，字字泣血，句句深情，将白素贞的悲痛、怨愤、不舍与深沉的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被无数戏曲演员传唱，成为《白蛇传》中最经典、最动人的段落之一，穿越岁月，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田汉在戏曲教育与戏曲改革方面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用毕生心血，推动着中国戏曲的发展与革新。他还改编了《谢瑶环》等经典戏曲剧本，融入进步思想，丰富人物形象，推动了京剧、桂剧等多个剧种的改革与发展，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的活力；他主持召开了多次戏曲座谈会，邀请郭沫若、茅盾、老舍等文化界名人，齐聚一堂，探讨戏曲的民族形式与发展方向，为中国戏曲的发展，指明道路；他还积极推动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打破“戏子低人一等”的偏见，让戏曲艺人从“戏子”变成了“文艺工作者”，让戏曲艺术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与尊重，让无数戏曲艺人，得以抬头挺胸，坚守自己的热爱与事业。

据统计，田汉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戏曲人才，这些学子，带着田汉的期望，带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奔赴全国各地，后来大多成为中国戏曲界的中坚力量，撑起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半壁江山，传承着田汉的初心与精神。可以说，没有田汉的坚守与付出，就没有中国戏曲学院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戏曲教育的蓬勃发展——他是中国戏曲教育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梨园校长”，这份功绩，值得永远铭记。

1966年，“文革”爆发，狂风暴雨席卷华夏大地，无数仁人志士遭到迫害，田汉也未能幸免，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劫难之中。这一年的12月4日深夜，夜色深沉，寒风呼啸，一群不明身份的造反派，突然闯入田汉位于北京细管胡同的小院，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将睡梦中的他强行抓走，从此，他便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拘押生活，暗无天日，受尽折磨。

因为田汉一生身患糖尿病，身体本就孱弱，拘押期间，他的身体与精神，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折磨：没有足够的食物果腹，没有必要的药品治病，病痛缠身，日渐消瘦；每天还要承受无休止的批斗与辱骂，人格受到践踏，尊严被无情剥夺，甚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法再用自己的笔，抒发心声，传递力量。可即便身处绝境，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田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常常在心中默念着自己写下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坚守着对国家、对艺术的热爱，坚守着心中的赤诚与忠诚，从未向命运低头，从未向邪恶妥协。

拘押期间，田汉心中最牵挂的，不仅是自己的家人，还有他毕生热爱的戏曲事业，以及他悉心培养的学生们。他常常在心中默念学生们的名字，牵挂着他们的安危，担心他们在这场浩劫中遭受迫害，担心自己毕生坚守的戏曲艺术，会在这场风雨中消亡，担心那些戏曲技艺，会从此失传。有一次，他趁看守不注意，悄悄找来纸笔，写下了几句诗歌，歌颂戏曲艺术的美好，表达自己对戏曲事业的执着与牵挂，可惜这些承载着他初心的诗歌，后来大多被销毁，只剩下寥寥几句，流传至今，诉说着他当年的苦难与坚守。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病痛与折磨中，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0岁，一颗赤子之心，就此陨落。他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相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悄无声息，仿佛从未来过这个世界——直到1975年5月，“中央专案组”才召集田汉的家属子女，草草宣布了他的死讯，并错误地将他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没收了他所有的书籍、手稿与个人物品，这份冤屈，笼罩着他的家人，也笼罩着他毕生热爱的事业。

田汉的离去，是中国文艺界的巨大损失，是中国戏曲界的悲痛，更是整个民族的遗憾。他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63部话剧、27部戏曲、12部电影剧本、约2000首诗词，字字句句，都是赤子丹心，都是家国情怀；他悉心育人，培养了无数文艺人才，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他用自己的笔和行动，践行着“文艺救国、文艺报国”的理想，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国文艺宝库中的瑰宝，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穿越岁月，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后人。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1979年4月，党中央为田汉平反昭雪，洗清了他所有的冤屈，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推翻了对他的错误结论，恢复了他的名誉与党籍，还他一个清白。追悼大会上，无数文艺工作者、他的学生与亲友，纷纷前来送别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教育家、爱国斗士，缅怀他的一生，追忆他的才情与坚守，诉说着对他的敬仰与思念，泪水与敬意，交织成最动人的挽歌。乱世里，他用笔作剑，用戏为火，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盛世中，我们当承其初心，守其风骨，以赤子之心，赴时代之约——唯有坚守，方能致远；唯有担当，方能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