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记171:沈巍说全世界的钢琴都和明代一王爷有关系,真的吗?
更新时间:2026-01-26 22:01 浏览量:1
1月25日,沈巍来到了“光二”新组建的名为“蝴蝶山庄”的农家小院,一头扎进开门就见、拔脚就到的KTV包间里,当了一回切切实实的“麦霸”。
他把各种题材的流行歌曲、戏曲储备,一股脑地交给了麦克风,过了一把引吭高歌的瘾,下午三点钟到达现场,中途除了吃晚饭的耽搁,大部分时间都泡在KTV室里,展现出他在国学、美术、音乐三轮马车并驾齐驱的复合底蕴,震慑了他的身边的人。
在音乐方面,他对中国的各种戏曲的掌握与深耕深度,达到了令行家都叹为观止的地步,而沈巍也颇以此为自负,只要一提到戏曲,他就摆出一副PK的派头,欲与他千方百计激活的对手一决雌雄,只是他始终难以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擂选手,只得四处放风,寻找合适的挑战者,而其中他隔空遥望“德云社”、跃跃欲试登台挑战专业相声演员的戏曲储备,更成了挂在嘴边的寻衅贴。
对中国戏曲的复杂的脉络体系,他能够条分缕析地厘清沟回,更能够品尝出中国戏曲背后的隐藏的人心的秘密,这多少使得听过他对中国戏曲阐述与吟唱的粉丝,也涌上了对中国戏曲的好奇。
显然,沈巍对戏曲的解读方式,能够把那种高踞在象牙塔上的戏曲艺术,重新拉回到人间烟火的亲切感与人性温度里,这是重新让高冷、生僻的中国戏曲再度回归民众视线的一种可取的生存之道。只是梨园圈子里,少有沈巍这样的清醒者与讲述者,所以戏曲艺术仍然以一种清冷的配角的状态,在文艺圈里穿插在不冷不热的冷冻区间里。
而沈巍还有对世界音乐的剑走偏锋的解读方式。
这几天,沈巍在连麦的过程中,从中国明代的音乐家谈到了世界的音乐大师,显现出他对中西音乐的独到的理解。
他首先提到了一位明代的皇家后裔对世界音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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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钢琴,这里讲一下啊,就是钢琴的音为什么这么美?
这就是跟我们中国一个明代的伟大的科学家(有关),这个人比较有传奇的,他本身是个王爷,明代的王爷,他的祖上是封在河南的。
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明代一些藩王,他不写安徽人,他说是自己是什么广西桂林人。你就比如说石涛,他的祖上是明朝藩王,但是他的籍贯是广西桂林人,因为他祖祖辈辈,从朱元璋开始就把他的老祖宗封在了桂林,不能到北京去了,只能一辈子就是在这个桂林,所以他就承认自己是桂林人。
那么这个(朱载堉)也是明朝的藩王(后代),他长期生活在河南省沁阳,那么他在在历史上,这个人了不起,也就是说既是科学家,又是,用我们今天话是音乐家。
他的爸爸犯了罪,也就是按照当年的王爷的这个犯罪嘛,他必须要坐牢的。那么他呢就是去代替他爸爸坐牢,意思说,我要替我爸爸赎罪。然后他就放弃王位。他研究什么?研究怎么样的音乐绝律才能够达到和谐。
他就是发明了一个叫十二平均律,这个律,那大家都知道钢琴要调音的,这个就是十二平均律,就达到这个高度了,那才音乐最和谐。
所以全世界的钢琴都跟这个朱载堉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这个十二平均律比外国发现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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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巍用口语化的闲聊风格,推出了一位明代王爷出身的科学家,那么历史书中是如何记载这位明代的创新奇才的呢?
我们找到一本王伯军著的《人才与人文:一个人才工作者的实践和思考(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书,可以看到对这位明代发明家的介绍:
——创新人才朱载堉
明代杰出创新人才朱载堵堉,是明仁宗庶子郑恭王朱厚烷的世子、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
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厚烷病逝,朱载堉为世子,本可承继王位,但他上书皇帝,甘愿放弃。让爵之后,他专心于音律和数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第一个发现并应用了“十二平均律”原理,解决了长期以来黄钟律经过一个循环以后不能还原的科学美学之遗憾,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西方,音乐大师巴赫创作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就是根据朱载堉的理论写成的。
他第一个提出舞蹈学概念,并详细描绘了世界最早、最完备的舞谱、舞图;他第一个得出数学上求解等比数列的方法,并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方法,而且在算盘上实现开方运算。
李约瑟评价说:“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圣人。”
朱载堉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三个方面。
一是不迷信权威,具有怀疑精神。古代以来的律学家,或尊司马迁,或尊班固,或拘泥于《通典》;而朱载堉却博览群书,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首创了“十二平均律”。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有一个中国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天才地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并发明了变调的方法。”
朱载堉还创新了许多观念,比如,在我国古代殿堂音乐中有“堂上为尊、堂下为贱”的说法,而朱载埼却认为堂上乐器和堂下乐器的分别是根据乐器发声大小的不同而确定的,乐器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对待礼乐问题上,有人认为上古先王制定的“礼乐”是至高无上的,其制度是万世不得更改的,任何的新声、杂乐都应该受到鄙视。而朱载堉认为,只要具备了“和”的审美标准,古乐与今乐都是一样的。
二是注重实践。朱载堉一生都在进行实践和科学实验。为了证明“十二平均律”的合理性,他亲自动手制作了定律器,不仅详细叙述了律准的形制特点,还在两侧分别标刻新、旧二率的律数,以便人们作比较。朱载堉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经过周密的思考,拨清了很多音乐上的“迷雾”。
三是重视数量逻辑关系。近代科学的一大特色是用数量表示概念。朱载堉非常重视数理研究和科学结论的数理表述,在其音乐著作中就充分体现了他对数学的运用,如圆周率的计算,用算盘进行开方运算,等比数列中项的确定方法等,为其创建“十二平均律”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一点,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两句传世名言可以拿来印证:其一,“音乐是能听得到的数(比率)”;其二,“数比(比率)越单纯,其音程越和谐悦耳”。
朱载堉将科学家的理性与艺术家的激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拿起应该拿起的,放下可以放下的,胸襟宽广,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科学与艺术的巨星,并以自己的品格,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理解与尊重。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曾撰写一副楹联:“九峰隐名宦,七疏让国高风仰九洲;丹水扬翰墨,十二等律历算闻四海”,这副楹联基本概括了朱载堉这位杰出创新人才的一生。——
前一阵,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推崇《永乐大典》的吹捧旋风,说是西方的科学文明,都是从《永乐大典》抄过去的,事实证明,这是夸大其辞的一种臆想。
不过,沈巍说西方的钢琴声律来自于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却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
在戴念祖所著的《文物中的物理》(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一书中,详细地说明了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朱载堉对钢琴发明的贡献:
——朱载堉的学说到欧洲后,却引起了轰动。直到几十年前,欧洲人还为等程律的优先权跟我们打笔墨官司呢!
在西方,最早建立等程律理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荷兰数学家和工程师斯泰芬(Simon Stevin,1548—1620年),比朱载堉小16岁;一个是法国科学家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年),比朱载堉小56岁。当时传教士来往中国,学术信件纷纷邮至欧洲,斯泰芬因闻中国加帆车而仿造之。因此,英国李约瑟博士经研究后断论:
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有可能曾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第一个使等程律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应当归之于中国。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H. von Helmholtz,1821—1894年)以及将他的著作《论音感》译成英文的译者埃利斯(A. J. Ellis,1814—1890年)都曾经讲过,等程律是中国“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发明人据说是一个王子”。
朱载堉的等程律学说到欧洲之后,欧洲人发明的钢琴在19世纪初期开始用等程律调音,使得钢琴成了现代乐坛上的乐器之王。创建钢琴调音的等程律数学理论是一个民族智慧的体现。随着钢琴的日益普遍,亦随着近代中国国势逐渐衰落,大多数欧洲人从鸦片战争以来都不会相信等程律是中国人创建的。加之,斯泰芬的手稿未曾注明日期。因此,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欧洲学者开始与中国学者争夺这项优先权。
1975年,一位自称“中国通”的美国学者撰写了长篇论文,将斯泰芬完稿时间定在1585年,也就是朱载堉为阐述等程律的重要著作《律学新说》作序之后一年;并在文中以极大篇幅说明朱载堉的等程律没有用解等比数列的公式,等等,最后他在文章结论中说,“要抹去在王子载堉等程律成就上虚幻的光环”,“至少应当让斯泰芬和朱载堉平均分享这份优先权”。
在这位美国学者的论文发表之后,中国学者通过多年研究,于1986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在时间上,朱载堉是在1567—1581年间完成创建十二等程律的理论的,远早于斯泰芬;在数学上,如前所述,朱载堉的数学方法、结论和公式是完善的、无缺的。因此可以说,钢琴是欧洲人的伟大创造,而钢琴的灵魂,即它的调音数学理论,却是中国人用智慧铸成的。
这位美国学者毕竟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事后他自己承认,他虽然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某大学任教,但“汉字不识一百”,推论难免有误,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这场争论巩固了朱载堉作为等程律创建者在世界科学史和音乐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没有等程律的数学理论,就不会有今天的宏伟壮观的音乐艺术。——
沈巍极其推崇科学的原创性,所以,他一直声称马斯克的科学贡献是应该列入头部序列。而现在看来,他对朱载堉的推崇,也是因为在同时期,朱载堉对世界科学作出了领先性的成就,只是当时的社会体制难以容忍他的这种超前的科学发现的存在,直到今天,朱载堉的成就也是鲜为人知。
中国历史中的“考工记”脉线系列的科学发明,在沈巍的话语中作为一种远甚于国学的文化精髓,予以推广传播,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沈巍对知识传播体系的整体考量与精准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