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光照亮中国近世戏曲舞台

更新时间：2026-01-16 08:00  浏览量：2

《中国近世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章炳麟题写书名。

《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2010年1月出版。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作者青木正儿是日本京都学派著名的汉学家，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是一部得风气之先而永垂典范的作品；同样，王古鲁先生的译述亦堪称学术翻译无可替代的优秀范例。二者的珠联璧合，给海外汉学的译介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

七次刊印的学术译著经典

十几年前，我买过一本中华书局2010年1月出版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也是一版一印。这是此书首版74年后与中国读者再续前缘。在这七十余年间，此书得到过多家出版社的厚爱。先是1954年，中华书局（北京）刊行了修订增补本；1956年又改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重印；后经译者再作校补，1958年，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5年、香港中华书局于1975年再次分别刊印；中华书局2010年的这次刊印，已是这部书的第七个版本。由此可见，此书确有独到之处，可以超越时代和社会环境，永葆其新鲜迷人的魅力。

中华书局这次刊印校订，底本用的就是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本子，并参酌、采纳了译者王古鲁在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所作的修订和更改。该书在编排中，除了保留作者原序、吴（梅）序及译者叙言，还增加了王古鲁补作的“译著者叙言”，以及蔡毅所作的“校订后记”。前者是王古鲁在1958年作家出版社重印此书时所作，其中许多地方扩展了1936年初译此书时的见解；后者则是蔡毅对校订过程所作的详尽说明。作为青木正儿的后学并“京都学派”的及门弟子，蔡毅对原译所省略的原著中作者括注的内容，一一作了校补，而他增补的青木正儿所作的“补记”，也是王古鲁译本所没有的。

学贯中西的日本汉学专家

青木正儿是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汉学家。1909年7月，青木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当时日本汉学界以狩野直喜为代表，正致力于开拓对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领域的研究，青木亦深受其影响。1911年7月，青木即以论文《元曲研究》毕业。其间王国维先生正寄居日本京都，并于1913年初撰成《宋元戏曲史》，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为研究中国戏曲源流之开山之作，出版后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推崇。青木正儿此前就曾拜谒王国维于京都田中村之侨寓，此后又以赓续王国维戏曲研究为己任。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中开门见山道：“本书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悫（音què，王国维谥号）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

为了实现这个宏愿，青木正儿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其间亦一波三折。此书日文原版出版于1930年4月，仅隔数月，就与一位隔海知音幸会。译述者王古鲁于当年岁末即着手对原著进行翻译，每晚奋战五六个小时，1931年7月即告译成，却因种种缘故，直到1936年初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古鲁很欣赏青木的研究，他说：“青木氏受王先生间接的影响，积十余年之研究，复游学中土，对曲学下实地的观察，渐次而成此王先生所未着手之巨著，姑毋论此书地位是否能与王先生之《宋元戏曲史》并席，要之他以严正的史家态度，详究戏曲之渊源以明其变化陈迹，不问其雅部之如何可贵与花部之如何可贱，只问歌场上他们的变迁情状如何，拿来一一叙出，无论如何，此书总是值得注意的罢？”戏曲研究前辈吴梅也对青木的研究表示好感，他说：“青木君遍览说部，独发宏议，诣力所及，亦有为静安与鄙人所未发者。”评价是很高的。而蔡毅在谈到青木这部书时，更强调日本自身的学术背景，认为自“明治维新以后，西方的科学方法和学术观念大量涌入日本，传统的汉学研究也随之发生了新变”。这种变化深刻影响到青木这一代汉学家，使得他们的研究，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思路跳出传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而转向用新的体系和新的方法，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评价不再拘泥于传统文人的看法。

突破传统的戏曲研究成果

不仅如此，青木对中国戏曲的研究还表现出另一个不同于王国维、吴梅等传统学者的关注点。吴梅曾表示：“夫戏曲之道，填词为首，订谱次之，歌演又次之。”这种排序凸显了传统文人的趣味。青木在《原序》中也写到两次谒见王国维的感受。第一次即王国维寄居日本京都时期，他发现“先生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第二次是他“负笈于北京之初……谒先生于清华园，先生问余曰：‘此次游学，欲专攻何物欤？’对曰：‘欲观戏剧，宋元之戏曲史，虽有先生名著足陈具备，而明以后尚无人着手，晚生愿致微力于此。’先生冷然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余默然无以对。”

虽然王国维的“冷然”或令青木心寒，但他并没有放弃。此后，他在北京观赏京剧不遗余力，成为京城戏园子里的常客。而此时昆曲在北方已成绝响，殆不获听，他深感遗憾，遂游江南，寄寓上海。这期间他常常前往徐园，听苏州昆剧传习所童伶所演昆曲，以获取最直接、具体的印象。这种对研究对象直接的接触和考察，既受清代考据学严谨、实证学风的影响，亦经欧美新思潮的洗礼，对史料的解读和理论的阐述都显示出新的趋势。他不同于王国维从文学角度提出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而将戏曲视为综合艺术，除了文学，还有唱腔、音律，以及演员的表演，舞台美术、服装等等，其审美表现是多方面的。这样一来，吴梅的排序也不得不颠倒过来：戏曲之道，应为歌演为首，订谱次之，填词即文学又次之。

青木的研究深刻地改变了国人对戏曲的认识，使国人观察戏曲的眼光渐渐有所变化，对剧场的态度亦改变崇古的偏见，看到了舞台是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的。这种观念在今天也许并不新鲜了，但在近百年前由一位“旁观者”提出，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