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包头的剧场和戏剧（下）

更新时间：2026-01-01 19:36  浏览量：1

解放前包头的剧场和戏剧（下）

项在瑜 郭长岐

这一阶段，剧种较多，剧目繁杂。其中有些比较优秀的剧目，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如盖连仲之长靠武生戏《长板坡》，“跑箭”，“抓坡”干净利落，精悍轻捷，堪称拿手。李子建的《百花公主》，“赠剑”一折做工细腻，颇有独到之处，“点将”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如睹“百花”之飒爽英姿。

晋剧著名艺人水上漂（王玉山），曾一度师承李子建先生。筱桂桃工青衣花旦，其嗓音圆润浑厚，底功扎实，尤以腿功见长，《英杰烈》（亦名《铁弓缘》）为其拿手好戏。

评剧金灵枝演唱的《可怜云娘》、《可怜秋香》、《庵堂会》、《生死牌》、《生死板》；芙蓉花演唱的《马寡妇开店》、《小老妈开榜》、《杨三姐告状》、《花为媒》；晋剧张玉玺、刘明山，刘宝山的《八义图》、《黄河阵》等亦极一时之盛。

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入侵，包头的各行业均陷入萧条冷落的境地。日本人一方面禁演一些有抗日倾向的剧目，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为其统治服务。

大约在一九三八年，日本统治者利用中国民工盖起了“中山堂”（现人民电影院），内设影剧厅、舞厅、酒间，是专供日本侵略者和一些汉奸、特务寻欢作乐的场所。

除此之外，他们还控制，修建了东、西两个“俱乐部”。西俱乐部原址在现财神庙“和平剧场”处，东俱乐部原址在今解放路东部路北。

这两个俱乐部，虽然都设有舞台，但演戏只是招徕观众的手段，而是以赌博为主。在剧场内外分别设有赌局，赌摊多处，由市政府抽赌税。

特别是西俱乐部，完全由汉奸组织哥老会会长郗孝周主持。郗孝周投靠日寇，并请两名日本人田中，西村为俱乐部“顾问”。每个俱乐部每天上交赌税二千元，可见他们是怎样牟取暴利，压榨我国人民的。

在这一阶段，先后在东，西俱乐部演出的艺人有晋剧筱桂桃、筱金桂、康佩元、郝盛奎、说书红、宋玉芬（艺名“三女红”）、金铃黑、盖天红、牛桂英、一连春、刘俊英等人，演出剧目多为《二堂舍子》、《八件衣》、《九件衣》、《芦花计》、《英杰烈》、《女中魁》、《三娘教子》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包头戏剧舞台又增加了“新惠剧场”，“新贵剧场”（均属临时舞台，俗称“席片园子”），评剧前辈艺人筱白玉霜、喜彩莲，以及新凤妹、洪艳云、小宝宝、杨素娟、陈丽娟；京剧艺人白俊英、白慧琴等都曾在此演出。演出的剧目，计有评剧《人面桃花》、《桃花庵》、《莲花庵》、《纺棉花》、《杜十娘》；京剧《狸猫换太子》、《永庆升平》、《包公案》等。

一九四七年五月，于是之、李晓兰、谢万和等，在“中心堂”演出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狂欢之夜》等，开话剧在包演出之端。

解放前的包头舞台，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曾有过兴衰，起落，上演剧目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似乎不乏“繁荣”景象，然而，剧目中精芜混杂，且有不少宣传封建伦理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诲淫的黄色戏，舞台形象也极为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看戏的观众也以上层统治阶级，官僚、汉奸、资本家以及地痞、流氓等为多，戏剧成了有钱人消遣作乐的“玩意儿”。艺人们在旧社会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家庭，卖身学艺，却不时受到当地恶霸，豪绅的欺侮。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艺人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戏曲事业，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上演剧目，使我市戏曲事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