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黎锦晖6：平民音乐的旗手

更新时间：2026-01-01 13:25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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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语研究和推广，是父亲日后投身音乐事业一个颇为难得的机会。

为达到“语言统一、言文一致”，父亲苦研语言学、音韵学、发音学等，打下了厚实的中国语言学的基础，也获得了很多与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接触、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进一步受到了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父亲在《干部自传》里写道:“‘五四’运动前后三年间，我在北大、孔德二校，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启导，和钱玄同先生经常在一起问难答疑，思想上获得相当的进步。”

此时的父亲并未料到日后以音乐为终身职业，但对音乐的喜爱，却日趋深沉。

他在《我和明月社》里这样说:“……晚上经常和我大哥黎锦熙观摩京剧。我们听京剧如同上课，我一早抄好戏码，从《戏考》上查出‘戏文'(剧本)，作为‘讲义’(课本)，打头一出听到末一出，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演员的风格、韵味等等。如遇风雨之夕，便召唤巷中喊叫开放话匣子(即留声机)的进来，先听京剧与曲艺的名角唱片。这两年的音乐生活，就这样集中于‘皮黄’，旁及鼓书。”

父亲与梅兰芳、程砚秋、言菊朋等许多京剧名角称兄道弟，虚心向他们学习，与其中很多人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京剧也称“皮黄”，是在徽调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

它耐人寻味，韵味醇厚。

其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个方面有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

其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达到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父亲还喜欢到天桥和城南游艺园收集民谣小调。

那时的天桥是北京第一等的热闹场所。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学者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所述:

“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

当代著名艺术家新凤霞、侯宝林等都曾在天桥卖艺。

都梁先生的小说《狼烟北平》曾对天桥八怪中的大兵黄、大金牙、蹭油的等作过形象的描述。

父亲在北京的时候，天桥也有八大怪:训练蛤蟆教书的老头、老云里飞、花狗熊、要金钟的、傻王、赵瘸子、志真和尚、程傻子。

其中花狗熊因扮相似狗熊而得名，与妻子在天桥表演民间小戏，父亲曾多次听过他们唱戏，还请他们夫妻俩喝过酒。

那时的天桥曲艺场子很多，书茶馆有福海居、五斗居、同合轩、同乐轩、海顺轩、西华轩、雅园、六合茶楼、长美轩、劈柴陈等，坤书馆有合意轩、楼外楼、天外天、藕香榭、德意轩、水心花亭、春园、德昌茶社、二友轩、环翠轩、绿香园等，杂耍园子有爽心园、春华园、天华园等。

表现的艺术形式有相声、竹板书、西河大鼓、滑稽大鼓、山东大鼓、河南坠子、梅花大鼓、评书等。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城南游艺园了。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先农坛的一部分改为城南公园，其后又以外坛北面分建先农市场和城南游艺园。

城南游艺园是北京文化生活和戏剧演出的一个大型文娱场所，它开张之日，轰动一时，京中士女，倾城来游。

游艺场里设京剧场和文明戏场、电影场、杂耍(曲艺杂技)场等。

许多京剧名角如余叔岩、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演出。

所谓文明戏，是一种在京剧基础上改革的新戏，以说白为主，也用锣鼓、胡琴等伴唱，间杂流行歌曲，既不同于京剧，也不是后来的话剧，通俗易懂，颇受一般市民的欢迎。

可惜好景不长，瞬即消失。

电影场演的都是黑白的无声片，如卓别林的笑片。

曲艺有京韵大鼓、相声等，其中有叫刘宝全者，唱大鼓书，声清韵雅，余音绕梁，当时号称歌王，其《长坂坡》、《战长沙》、《闹江州》、《大西厢》诸段子，脍炙人口，聆者叹绝，常有自天津赶来听曲，又在当天匆匆归去者。

父亲流连于这些所谓的“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和这些“下九流” 们交朋友，欣赏他们的艺术、记录其曲谱，如饥似渴地从民间的音乐中汲取养分，这既有助于他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又有利于民间传统音乐素材的积累，对他以后的音乐创作，特别是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具有很重要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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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父亲到北大旁听。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此时正处于“五四”前夕，国内各种思想激荡，交锋正烈，至1919年达到顶点。

父亲来到北大，一方面接近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接近了各种进步的思想。

父亲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新思想对他的影响日益加深，这对父亲日后的思想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青年》由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创办主编，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聚集了当时思想界一批重要的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

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新潮》与《新青年》精神相通，宣传民主与科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提倡新文学。

这些思想和主张，在父亲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当时李大钊主张“工不误读，读不误工”，他说:“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哪知人家工作之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湘潭黎氏是书香世家，讲究“耕读传家”。

李大钊的主张，父亲深以为然，不仅身体力行之，深特意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民国七年工读图”的照片。

照片上，父亲右手搭在双手捧书的大姐明晖肩上，左手执铁锨，目视前方。

父亲对这张照片颇为看重，曾多次提醒妹妹明阳保存好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反映了父亲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在他以后的歌舞作品，这类作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19年，父亲受蔡元培邀请，参加由蔡任会长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前身)。

该会除课程设置分古琴、丝竹、 昆曲、钢琴、提琴、歌唱各组外，还开有乐理课和欣赏课，所聘的导师中，不仅有肖友梅、杨仲子等国内名家，还有钮伦(英国)、哈士门女士(荷兰)等外籍专家，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于是年4月19日举行的建会以来首场音乐会，当日晚7点至11点结束， 整场共19个节目，依次为昆曲、钢琴、古筝、合唱、丝竹、钢琴与提琴合奏、琵琶与古琴合奏、钢琴合奏、洞箫合奏，最后以昆曲压轴，这台音乐会中西杂陈，穿插登台，相互辉映，引起全北京轰动。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也由此一跃成为中国音乐表演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团体。

父亲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任中乐部通乐类潇湘乐组组长。

父亲一边在北大学习，一边搜集、整理、演奏民间丝竹音乐。

在此期间，除了演奏湖南古曲《满江红》、雅曲《鹧鸪飞》、《木兰辞》等，并组织试奏父亲根据民间小调改编《四季相思》、《四时读书乐》等一些音调爽朗、感情丰富的民间音乐，结果被少数会员反对，说是“俚俗不堪”。

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支持，这让父亲看到了民间音乐受到平民大众欢迎的场面，益发燃起了让其走上大雅之堂的念头，坚定发展民族音乐的决心，并由此引起个人组织音乐团体的动机，为日后从事歌舞演出事业播下了种子。

“五四”时期的中国音乐界在如何接受西方音乐与发展民族音乐方面，有很大的分歧。

诚然，自“五四”始中国音乐开始有了新型的专业音乐教育、有了第一代中国作曲家、有了现代音乐学研究，中国音乐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其初期，对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对“俚俗不堪”的民间音乐，还是颇为不屑的。

当时中小学生所唱歌曲除了外国歌曲，还有就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上新词的所谓“乐歌”，直到1919年，《孔子歌》仍是日本国歌的旋律，可见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是何等的萎缩。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音乐研究会同乐会的演说词中讲道:

“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

蔡先生由此鼓励父亲创作新歌“作一番竞赛”，但父亲真做下去，却是困难重重、阻力甚大，他在1949年以后的《干部自传》里如此说:

“那时中国音乐家，均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就会被人笑话……可以说，拿民族的东西也是斗争。”

父亲选择斗争。

他在担任《平民周报》主编期间，通过发表各种民间说唱形式的文艺作品，提倡新事物、新思想，出刊后读者异常欢迎。

父亲先后发表了《国乐新论》和《旧调新歌》等，表达他改进俗乐、提倡“平民音乐”，主张用各种说唱形式的民间文艺来宣传新事物、新思想，表达了新音乐运动也需要平民音乐的信念。

在此期间，父亲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民间音乐新编》和《民音采风录》，每种按地区分编若干册。

这是父亲长期关注、研究民间音乐，尤其是他与众多民间艺人往来密切、亦师亦友的成果。

父亲从俗乐在北京大学音乐会遭到部分会员的鄙视这一事中，意识到实现平民音乐的主张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聚集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团体，来实现共同的主张。

1920年中秋之夜，父亲在北京斗鸡坑寓所内，聚集了潇湘乐组有志于平民音乐的年轻人。

那夜月明如水，大家一边赏月，一边就平民音乐纷纷发言，气氛轻松而又热烈。

聊到兴头上，大家倡议组织音乐社团，父亲大声叫好，其宗旨就是父亲提出的:“兼容并包之内，更为重视民间音乐。”

关于团体的命名，大家争执不下，父亲思索良久，站起来慷慨激昂道:

“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就叫‘明月音乐会’吧！”

大家齐声称好。

自此，父亲正式亮出了平民音乐的旗帜，我国近现代第一个由文化人组建的平民音乐团体也正式诞生。

明月音乐会是一个松散型音乐团体，实际上它始终没有订过会章，没有挂过招牌，也没有印过会员名单。

谁有一技之长，自愿参加，就算是会员，经过勤排勤练，就可参加演出。

虽是松散型团体，它的历史作用不容小视，特别是对中国儿童音乐、儿童歌舞剧的开创，它有着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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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音乐会于1920年成立，父亲正式开始音乐创作也在这一年。

这一年，他除了创作在86年后被“通缉”的《老虎叫门》，还写了《三个小宝宝》等歌舞表演曲及略具儿童歌舞剧雏形的《麻雀与小孩》。

父亲认识到了儿童歌舞剧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他在《麻雀与小孩》的卷首语中说:

“1.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2.学校中各科的教材，有许多可以采入歌剧里去；3.儿童的模仿本能十分发达，习演歌剧可以借此训练儿童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势，也可以养成儿童守秩序与尊重艺术的好习惯；4.一切布景和化妆都要儿童们亲自出力，因此除了能采入手工、图画等作业以外，还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5.学校演歌剧对于社会教育也有裨益，可以使民众渐生尊重一切艺术的心情。”

基于以上考虑，父亲较为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学堂乐歌”的音乐传统，歌词都有口语化的特点，旋律简洁明快、富于儿童特性。

如《麻雀与小孩》的歌词是:

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儿去啦？

我的母亲飞去打食，还没回头，饿得真难受。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小朋友，我家有许多小青豆，我家有许多小虫肉，你要吃吃喝喝和我一同走，我的小麻雀。

我的好朋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麻雀与小孩》是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或说是新歌剧，该剧广泛上演，1922年在《小朋友》周刊上发表，流行了五十多年。

为了使作品能够流传广泛，父亲广泛地吸收中国各地的戏曲、民歌及民间器乐曲的曲牌等音调与曲体结构素材。

如在《麻雀与小孩》中他就借用了市井小调《苏武牧羊》、《银绞丝》与民间传统曲牌《大开门》等音调。

这些努力，使父亲“五四”时期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无愧是新音乐运动中“儿童歌舞剧”形式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