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戏曲与诗笔双绝的乾隆大家

更新时间：2025-12-30 08:57  浏览量：1

蒋士铨：诗笔铿锵曲韵悠 乾隆文坛的诗曲双绝宗师

乾隆二十九年，京城翰林院的朱红大门前，一位身着青衫的翰林编修，将辞官奏疏递入朝堂。他不是官场失意的落魄文人，而是带着“忠孝节义”的初心，转身奔赴江南的书院讲堂。

在乾隆年间的文坛星空中，“乾隆三大家”（亦称“江右三大家”）是当之无愧的璀璨组合。这三位大家风格迥异，各领风骚——袁枚的诗是自由不羁的清风，赵翼的笔是锐意革新的利剑，而蒋士铨的作品，则是一口敲响世道人心的洪钟，以“忠雅”风骨与卓绝戏曲成就，在清代文坛独树一帜。

01 从江右才子到辞官名士：墨痕里的初心坚守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苕生，号藏园、清容居士，江西铅山人。他的一生，是苦学、仕宦、讲学与创作交织的人生长卷，每一笔都写满了坚定与赤诚。

早年苦学：竹篾为字，焚诗明志

蒋士铨的启蒙教育，自带一段传奇色彩。四岁那年，母亲钟令嘉苦于家贫无纸笔，便“断竹篾为点画，攒簇成文”，手把手教他识字。竹篾的纹路里，不仅刻着汉字的横竖撇捺，更埋下了他对文学的热爱种子。

少年时期的蒋士铨，一度痴迷李商隐的绮丽诗风，写下数百首辞藻华丽的“艳诗”。可当十九岁的他回望这些作品时，却生出深深的反思——诗歌不应只有浮华辞藻，更该承载真情与大义。他毅然将这些诗作付之一炬，这场“焚诗”之举，成了他诗学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告别绮靡，走向“忠雅”之途。

仕途浮沉：刚直不阿，辞官南归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蒋士铨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授编修之职。翰林院是文人向往的清要之地，可他“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的刚直性格，注定与官场的圆滑格格不入。他看不惯权贵的骄横跋扈，不屑于官场的逢迎钻营，只愿以笔为刃，书写心中的道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蒋士铨毅然辞官南归。此后，他先后主持绍兴蕺山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扬州安定书院讲席，将满腔才情倾注于教育与著述。三尺讲台之上，他传道授业；一盏青灯之下，他笔耕不辍，在江南的烟雨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坛传奇。

02 诗学思想：以性情为骨，融忠孝为魂

蒋士铨的诗学主张，核心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宣言——“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复古模仿，强调诗歌的生命在于个人真实的性情流露。

但蒋士铨的“性情”，与袁枚强调个人灵感的“性灵”有着本质区别。他在性情之中，注入了浓厚的儒家传统思想，主张诗歌要承载“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在他看来，好诗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传递道德力量，唤醒世道人心。

在清中期诗坛的“唐宋之争”中，蒋士铨更是展现出超越流派的通达智慧。他不偏执于尊唐抑宋，也不盲目贬唐崇宋，而是直言“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唐宋皆吾师”。他自称十五岁学李商隐，后转学杜甫、韩愈的沉郁雄健，四十岁后兼取苏轼、黄庭坚的豪放洒脱，最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淬炼出独树一帜的“忠雅”诗风。

03 诗歌创作：笔力坚劲，写尽人间真情与大义

蒋士铨存诗超过2500首，代表作收录于《忠雅堂诗集》。他的诗歌题材广博，笔力雄健，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也有对家国大义的慷慨高歌，更有对亲情友情的细腻描摹。

关注现实的民生之笔

蒋士铨的诗中，不乏直面社会矛盾的佳作。《饥民叹》里，他写下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禁砂钱》中，他揭露官府盘剥底层的苛政。这些诗作，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沉甸甸的现实，字里行间满是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

清代学者王昶评价其诗“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言尤胜于五言，苍苍莽莽，不主故常”，精准点出他诗歌的雄浑气象；袁枚也盛赞其诗“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可见其笔力的独到之处。他的诗，既能写出金戈铁马的悲壮，也能道尽儿女情长的温柔，刚柔并济，自成一格。

04 戏曲巅峰：乾隆曲家第一，以曲传忠义

如果说诗歌是蒋士铨的立身之本，那么戏曲便是他名垂文学史的巅峰成就。他一生创作杂剧、传奇共16种，其中《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最为脍炙人口，他也因此被誉为“乾隆曲家第一”。

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有着鲜明的三大特色：

1. 崇尚真情与气节：他的剧作始终“推崇万物有情”，尤其着力歌颂忠臣义士的崇高气节。《冬青树》讲述文天祥、谢枋得殉国的故事，字字铿锵，慷慨悲壮，读来让人热血沸腾；《采石矶》刻画李白的傲骨与才情，尽显文人风骨。

2. 追步汤显祖的临川遗风：蒋士铨对汤显祖极为敬仰，特意创作《临川梦》一剧。这部作品不仅讲述汤显祖的生平，更在精神内核与创作手法上追慕“临川四梦”的浪漫主义风格，充满奇幻色彩与人文关怀。

3. 浓厚的江右地域色彩：蒋士铨深爱家乡江西，其戏曲作品多取材于江西的历史人物与典故。《藏园九种曲》中，多数剧目都围绕“江右事”展开，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的眷恋，也让江右文化通过戏曲的形式广为流传。

近代学者梁启超盛赞他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更是称其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这般评价，足见其戏曲成就的崇高地位。

05 历史定位：诗曲双绝，乾隆文坛的独特坐标

蒋士铨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清晰而不可替代：

• 在诗歌领域，他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以“忠雅”为核心的诗风，为性灵诗派增添了厚重深沉的一翼，让诗歌不止于抒写个人性情，更承载起家国大义与道德担当。

• 在戏曲领域，他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戏曲家之一，作品数量丰、质量高、思想深刻，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准，为衰落的明清传奇注入了最后一抹亮色。

他既是一位主张“性情”、反对模拟的诗人，也是一位在剧作中灌注满腔忠义的戏曲家。这种诗歌与戏曲的双重卓越成就，让他在清代文坛的星空中，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

经典诗词赏析

《水调歌头·舟次感成》

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首已似飞蓬。年光愁病里，心绪别离中。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这首词是蒋士铨抒写夫妻深情的巅峰之作，语言质朴无华，情感却深沉得令人动容。开篇以“共命鸟”“可怜虫”两个比喻，道尽夫妻二人相依为命却又饱经别离的酸楚，奠定全词哀婉的基调。“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一句，用极具冲击力的数字对比，将长期分离的无奈与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下片以“春蚕”“夏雁”“秋蛩”三个意象，串联起四季的相思之苦，层层递进，感人至深。结尾“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勾勒出一幅跨越千里的相思图景——两处孤灯，一对离人，余韵悠长，被后人誉为“生气远出，善学坡仙”。

《岁暮到家》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这首五言律诗，是歌颂母爱的千古名篇，与孟郊的《游子吟》堪称双璧。诗人截取岁末归家的几个寻常瞬间，将母爱与游子的愧疚写得淋漓尽致：母亲见到儿子归来的满心欢喜，抚摸寒衣时针线的细密，翻看家信时墨痕的清新，还有见面时心疼儿子清瘦、不停询问旅途艰辛的模样。最动人的莫过于结尾两句，“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面对母亲的疼爱，游子心中纵有万千风尘苦，也只能咽进肚里，这份报喜不报忧的复杂心绪，道尽了天下游子的共同心声。全诗无一句华丽辞藻，却因捕捉到最真挚的人伦之情，拥有了穿透时空的力量。

《梅花岭吊史阁部》（七律·节选）

（背景：此诗为蒋士铨凭吊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之作。梅花岭在扬州，是史可法衣冠冢所在地。）

这首诗是蒋士铨“忠雅”诗风的典型代表，字里行间满是对忠臣烈士的无限敬仰。诗人以梅花岭为切入点，用沉郁顿挫的笔触，描绘出衣冠冢前肃穆苍凉的景象。他将梅花的冰清玉洁与史可法的凛然气节相呼应，赞颂其“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报国之志。诗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只有对历史的深沉感慨，对英雄的无限追思。全诗将个人情怀、历史慨叹与家国大义融为一体，骨力遒劲，悲壮雄浑，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尾声

蒋士铨的一生，是用诗笔与曲韵书写的一生。他辞官不坠青云之志，讲学不忘家国之责，写诗讲求忠孝节义，作曲弘扬忠臣风骨。

在乾隆文坛的璀璨星群里，他或许不是最张扬的那一颗，却是最厚重、最铿锵的一颗。他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文学不仅可以抒写性情，更可以承载道义，敲响世道人心的洪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