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专家观同：中国戏曲中的福文化
更新时间：2025-12-26 11:35 浏览量：1
原文标题：戏韵传福——中国戏曲中的福文化
福文化专家观同是“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专注于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福文化的学者和实践者，他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产业融合等方式为推动福文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中国戏曲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艺术形式，自诞生之日起便扎根民间，成为承载民众情感诉求、传递文化理念的重要载体。从远古傩戏的驱邪纳福，到元明清杂剧，在那些唱念做打的背后，在那些生旦净丑的妆容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戏曲作品，都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诠释着福文化的内涵，展现着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渴望。通过角色塑造、情节设置、道具符号、唱腔旋律等具体元素具象化，成为连接艺术与生活、历史与当下的精神纽带。
一、不同时代戏曲中福文化的演进与表达
1、戏曲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的傩戏，彼时生产力低下，民众面对天灾人祸束手无策，便寄望于通过祭祀仪式驱邪避祸、迎来福泽。《礼记·月令》记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傩戏的核心功能便是“驱傩纳福”，表演者戴着狰狞的面具，跳着古朴的舞步，口中吟唱祈福祷词，通过这种仪式化的表演，向神灵传递民众“消灾除疫、人畜平安”的朴素福愿。此时，人们聚焦于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戏曲的表演形式虽简陋，却搭建起了民众与精神信仰之间的桥梁，成为早期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进入唐代，歌舞戏、参军戏等早期戏曲形式逐渐成熟。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民众对福的追求不再局限于生存层面，开始向往富足与喜乐。《教坊记》中记载的《踏谣娘》，虽讲述的是妇人受辱的故事，但结尾往往以恶有恶报、妇人得以安宁收尾，暗含“善有善报、平安是福”的理念。这一时期的戏曲，将福文化与世俗生活结合，通过简单的故事传递“康宁顺遂”的福愿，为后续戏曲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
2、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戏曲的鼎盛阶段，杂剧、传奇等剧种百花齐放，福文化的表达也进入了多元化阶段。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民众对福的追求更加贴近世俗生活，“家庭团圆、事业顺遂、金榜题名、夫妻和睦”成为福文化的核心内涵，戏曲作品多以“大团圆”结局呼应民众的幸福诉求。
3、元代杂剧《西厢记》便是典型代表，剧中张生和崔莺莺历经波折，最终冲破礼教束缚喜结连理，结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唱词，不仅是剧中人物的幸福圆满，更道出了民众对“婚姻美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福愿。这种“团圆结局”并非简单的情节设置，而是福文化的艺术表达；戏曲创作者也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将福文化融入剧情，让民众在观戏过程中获得精神慰藉。
4、明清时期，《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最终与柳梦梅团圆，既歌颂了真挚的爱情，也传递了“心想事成、情满如愿”的福愿；《长生殿》虽以悲剧收场，但剧中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惋惜，反衬托出民众对“夫妻相守、平安终老”的福之向往；而《珍珠塔》《碧玉簪》等民间戏曲，则聚焦于家庭伦理，通过“浪子回头、婆媳和睦、家族兴旺”的情节，诠释了“家和万事兴”的福文化内涵，与《尚书·洪范》中“康宁”“考终命”的五福理念相呼应。
5、近现代戏曲，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历经动荡，民族危亡、家国存续成为时代主题，戏曲中的福文化也随之突破家庭与个人的局限，延伸到家国安福的层面。民众的幸福诉求从“个人安康、家庭美满”转变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戏曲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的重要工具。
6、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戏曲工作者改编传统剧目、创作现代剧目，将福文化与爱国情怀相结合。比如豫剧《花木兰》，通过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传递出“国泰方能民安”的理念，剧中“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唱词，不仅彰显了女性的担当，更暗含着“国家安宁、民众方能享福”的深层逻辑。此时的戏曲，不再仅仅是娱乐形式，更成为唤醒民众意识、鼓舞民族士气的载体，福文化的内涵也从个体幸福升华为家国共同体的幸福。
7、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创作更加注重反映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剧目，通过讲述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投身生产建设的故事，展现了新社会下民众的幸福状态，福文化也被赋予了“自由平等、劳动致富”的新时代内涵。
二、戏曲中福文化的多元呈现
1、民族戏曲：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这些戏曲作品既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也传递着各民族共通的福文化诉求，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各民族戏曲中的福文化，虽在表达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核心都围绕着“平安、富足、团圆、和睦”的幸福追求。这既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彰显了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之一的凝聚力，通过戏曲这一艺术形式，各民族的幸福诉求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福文化的丰富内涵。
2、角色塑造：戏曲中的许多角色本身就是福文化的象征，通过角色的言行举止，传递出不同的福愿。比如戏曲中的“福星”“禄星”“寿星”角色，常常出现在喜庆剧目或开场戏中，福星手持福字，笑容满面，专门负责赐福人间，其形象直接对应着民众对“福运”的追求；寿星手持拐杖、怀揣仙桃，象征着“长寿”，呼应《尚书·洪范》中“寿”的五福之首理念。
3、情节设置：戏曲的情节设置往往围绕“趋吉避凶、追求幸福”展开，“大团圆”结局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爱情题材的《西厢记》《牡丹亭》，还是家庭伦理题材的《珍珠塔》《碧玉簪》，亦或是家国题材的《花木兰》《杨家将》，最终都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家庭和睦兴旺”“家国安宁太平”收尾。这种情节设置并非偶然，而是戏曲创作者顺应民众幸福诉求的必然选择。
除了大团圆结局，戏曲中还常常设置“行善得福”“冤屈昭雪”等情节，比如《窦娥冤》中，窦娥虽含冤而死，但最终其父亲为她昭雪冤情，恶人得到惩罚，这种“善恶有报”的情节，传递出“公道即福”的理念；《锁麟囊》中，薛湘灵在富贵时救助贫女，后来自己落难时得到贫女的回报，情节传递出“善举积福”的价值观。这些情节以叙事的方式，将福文化的内涵融入故事之中，让民众在观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福文化的熏陶。
三、戏曲承载福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社会，戏曲依然是传递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承载的福文化内涵，对于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凝聚社会共识、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幸福诉求不断丰富，但“平安、富足、团圆、和睦”的核心内涵始终未变，戏曲中的福文化依然能够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
同时，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承载的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能够让福文化得以延续和弘扬。
此外，戏曲中的福文化还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精神滋养，其传递的“勤劳得福”“善举积福”“家国安福”等价值观，对于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戏曲所展现的幸福图景，能够让民众获得精神慰藉，提醒人们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同时激励人们为追求更美好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可以说，中国戏曲中的福文化，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民众幸福诉求的艺术结晶。
福文化专家观同简介：
观同，专注于传统福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北京皇家福文化博物馆馆长、一级美术师，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第十一代传承人，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民盟中央福文化理论课题组长，受聘担任多地政府、名胜景区和机构的福文化顾问；是中国福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的领军者，实践者。
观同构建了“写福、送福、说福、解福”为载体的福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公益活动、展览展示、主题讲座、IP联名、产业融合、文创研发等多种形式传播福文化。
1、观同以“说文解福”为主题，先后撰写发表了包括《浅论中国梦是中华福文化的时代阐释》、《发现幸福人生密码》、《浅析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福文化——跨越千年的民族共同追求》、《浅谈福文化赋能新时代城市文旅发展》、《中国建筑中的福文化 》、《中国民俗中的福文化》等数十篇著作和文章，对中华福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全方位、体系化梳理和解读，为福文化的学术研究、当代传播以及创新应用提供了的理论参考。
2、观同以字为媒，写福传福，他创作书写的福字被刻在了八达岭长城、五岳名山（泰山、衡山、恒山、嵩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黄山、峨眉山以及雄安新区、终南山、崂山、北京康熙行宫等近百处世界级旅游文化景区，成为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传播福文化的载体、艺术丰碑，同时铸就了观同书法作品富有吉祥和灵气的文化内涵与传世收藏价值。他创作的《佛陀赐福》作为国礼镌刻成石碑代表中国赠送给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永久驻立，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也是中国“福”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礼之福”走出海外，被尼泊尔驻华使馆文化中心聘为“中尼文化大使”。
3、作为首个提出并进行“福文化IP”概念定义的专家学者，观同以“文以致用”核心理念，创作构建了包括《天下第一等福气》、《南山之寿》、《关公赐福》、《五岳赐福》、《天下第一财》、《天下第一福运》《平安福》系列等数十个独具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福文化IP，通过IP联名、文创开发进行产业创新实践；为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创衍生和IP构建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评价其为“独树一帜、古今未见其二的写福大家”，他也被誉为“写福送福第一人”。观同以学术研究为根基、艺术创作为载体、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福文化创新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福文化引领者，为传统福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文章来源：观同福文化工作室 （《观同说文解福》系列福文化主题理论研究文章）图文编辑：晓雯，图片来自网络素材；转发、摘录须注明作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