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剧场中的文明

更新时间：2025-12-09 11:30  浏览量：3

我们全家都是喜欢看剧的人，尤其是对话剧、音乐剧和芭蕾舞剧情有独钟，所以每年花在剧场的钱不少。因为经常在剧场看剧，所以对剧场的秩序和观众的文明相当注意。平时在看剧时，经常会发现一些不自觉的观众在演出期间拿起手机偷偷拍摄，这是一件在剧场中相当忌讳的事情。这里的原因一方面是尊重现场演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他观众的尊重。因为在话剧、音乐剧、舞剧等演出场所和电影院颇为类似，环境是黑暗的，如果有人拿起手机拍摄，在黑暗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严重影响他人的观剧体验。这一点与我们的国粹京剧不太一样，如同京剧鼓励叫好声一样，京剧演出的剧场里不是黑暗的，所以多数京剧演出时对观众用手机拍摄并不忌讳。其实，看话剧等剧种的人对剧场里的这些规矩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每个观众在走进剧场的时候，工作人员在检票的同时都会提醒不得拍摄，但是现在有一些观众越来越肆无忌惮，完全把这些规矩抛在脑后，明目张胆地在剧场里偷拍。

这不，前几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天我们全家去看万茜演出的话剧《你好，打劫》，剧场里不时有观众拿起手机拍摄，而且对工作人员和周围观众的劝告充耳不闻，其中有一个坐在我们前排的女孩一直对着舞台拍摄，旁边的另一个姑娘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就要求她不要再拍了，结果这个女孩不听，还对那个姑娘恶语相向。演出结束后，与这个女孩结伴的一个小伙子竟然对那个姑娘大打出手，直到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观众将其拉开这才罢休。这一举动让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观众都非常气愤。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们去影院看电影《疯狂动物城》，还是坐在我们前面一排的一个女孩，竟然同样举着手机直接拍摄银幕上的画面，而且和同伴大声说笑，又把我们气的够呛。

我就在想，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觉得这一现象绝非孤立的文化瑕疵，而是折射出更深层的社会规训机制失效与惩罚体系缺位的症候。我们目睹的不是简单的不文明行为蔓延，而是一种集体性规则意识的瓦解过程，其背后是现代社会公共伦理建设的结构性困境。

这两年剧场偷拍现象的演变轨迹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不文明行为正从“偷偷摸摸”走向“明目张胆”。过去，偷拍者尚且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规，工作人员使用激光笔等温和提醒方式通常能奏效；而今，偷拍行为不仅毫无掩饰，面对制止时还出现抗辩与攻击行为。这种转变绝非偶然，它反映了社会规训力量逐渐弱化的现实。其实，剧场本应是一个高度规训化的空间，因为这里有固定的座位排列、黑暗的环境设计、统一的观看秩序，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套隐性的规训系统。然而，当这套系统被公然挑战且挑战者不受约束时，规训的效力便开始崩解。偷拍者明目张胆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剧场这一规训空间权威的公开否定，其示范效应会迅速消解其他观众的规则意识，形成“破窗效应”。

按说，我们的特大城市已经进入了丰裕社会，能够花钱进剧场看剧的人经济条件一般都应当是中产水平。但无情的现实告诉我，公共道德水平与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当前剧场偷拍现象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传统观念假设经济发展自然带来道德提升，但现实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物质丰裕可能为个体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却未必同步培育出相应的公共责任感。在剧场这一特定情境中，部分观众将个人记录欲望凌驾于集体观赏权利之上，恰恰暴露了物质富裕与公共伦理之间的断裂。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自私行为遭遇批评时，抗辩者往往不是反思自身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而是将矛头转向维护规则的工作人员或其他观众。这种反应模式显示出一种扭曲的权利意识，即只强调个人自由却拒绝承担相应义务，追求个人便利却无视他人权益。公共道德的本质在于个体对共同生活准则的内化与践行，而当下剧场中的种种乱象，正是这种内化过程失败的症候。

当前对剧场不文明行为的处理方式普遍存在“规训乏力”与“惩罚缺失”的双重缺陷。工作人员的激光笔提醒、口头劝阻等温和手段，在面对蓄意违规者时往往收效甚微；而呼吁“文明观演”的标语与广播，则沦为一种形式化的道德说教。规训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多层次的干预措施：从柔性的暗示引导到刚性的规则执行，形成一个渐进的压力体系。当轻微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违规者就会逐步突破行为边界，最终形成公然抗法的局面。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管理措施几乎完全依赖道德劝导，缺乏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惩罚手段。女儿对我说，在她观剧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是在天津大剧院看话剧，有个小伙子对着舞台偷拍，一开始工作人员用激光笔提示，无效后又上前口头劝阻，结果这个小伙子不但不停止拍摄，反而嘴里不干不净，结果这名工作人员叫来了几个高大的男工作人员，几个大汉直接把这个小伙子从座椅上拉起来，合力拖出了剧场，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对此叫好。所以用百姓的通俗说法，这就是“欠管”。实际上，没有后果的行为不会产生学习效应，这正是为什么一些观众明知故犯，因为他们精确计算过违规成本近乎为零。对比交通管理领域，闯红灯、酒驾等行为之所以大幅减少，正是因为引入了扣分、罚款甚至刑事处罚等实质性后果。剧场管理若继续停留在“请勿拍摄”的道德呼吁层面，而不对违规者施加任何实质性影响，规则就永远只是写在纸面上的空文。

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建立“教育引导”与“惩罚规训”的平衡机制，二者不可偏废。宣传教育固然重要，能够提升公众的文明认知，但其效果依赖于受众的自觉接受，对于那些本来就缺乏规则意识的群体作用有限。而惩罚机制则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边界与违规后果，为公共行为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两者的关系类似于交通信号灯与交警执法，前者引导自觉，后者确保底线。在剧场管理中，完全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对初犯者给予警告，对屡犯者实施短期禁入，对暴力抗法者移交警方处理。这种阶梯式的惩罚体系既体现了管理的人性化，又维护了规则的严肃性。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通过施加负面后果促使个体将外部规则内化为自觉行为。当观众意识到偷拍行为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观演资格损失时，多数人自然会选择克制。惩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厉程度，而在于其确定性与即时性，也就是只要违规必受罚，且处罚迅速可见，就能有效塑造行为预期。

构建健康的剧场文化需要制度设计与执行意志的双重保障。从技术层面看，可以通过增加拍摄难度(如调整舞台灯光角度)等物理手段进行预防，但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明确的管理规范与执行机制。首先，剧场应在票务说明、入场须知等环节清晰告知禁止拍摄的规则及其后果，确保观众事先知情同意。其次，工作人员应接受统一培训，掌握既坚定又得当的干预技巧，能够在违规初期及时制止而不引发冲突升级。再者，管理机构需要赋予一线人员必要的处置权限，如要求违规者暂时离场、列入黑名单等。同时，在剧场工作人员的配备上，不妨也学习一下天津大剧院，安排几名彪形大汉，对不服管束者当场带离。最重要的是，整个行业应当形成一致的规则标准与惩戒尺度，防止个别宽松场所成为违规行为的避风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社会团结不仅依赖于共同的信仰，更需要共同的规范与对违规的共同反应。剧场文明的建设同样如此，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明确知道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并确信这些行为必将受到相应约束时，真正的公共秩序才能形成。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剧场偷拍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规则意识缺失的一个缩影。从旅游景点的刻字涂鸦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占座位，从网络空间的言语暴力到现实生活中的随地吐痰，这些看似无关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同一种社会病症：个体将自我置于公共规则之上，将权利主张与责任担当割裂对立。剧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且规则明确的公共空间，本应是培养公民意识的理想场所，在这里，观众学习如何在共享的时空中尊重他人、遵守秩序、克制私欲。当这个“微型社会”的明确规则都被肆意破坏时，我们很难期待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会呈现出更高的文明水准。因此，治理剧场偷拍不仅关乎艺术欣赏的纯粹性，更是重建公共生活基本伦理的重要一环。

重建剧场文明乃至更广泛的公共秩序，需要我们重新发现“惩罚”在社会教化中的正面价值。惩罚不是报复，而是通过设定行为后果来界定可接受行为的边界；不是压迫，而是为所有人的自由共处提供保障。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春风化雨般的道德引导，也需要令行禁止的规则执行。在剧场这个具体的公共空间里，这意味着既要通过宣传提升观众的文明素养，更要通过严格执行禁止拍摄等规定来维护基本的观剧秩序。当违规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立即招致明确且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遵守规则。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行为调整，最终会内化为无需外部约束的习惯。

文明的养成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制度与文化的持续互动，需要教育与惩罚的相互配合。剧场偷拍现象提醒我们，公共道德的提升不能单纯依赖物质条件的改善或道德号召的力量，更需要一套设计合理、执行有力的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育引导与惩罚规训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只有当我们学会对违规行为说“不”，并对守规行为给予实质性奖励时，公共生活的品质才能真正得到提升。剧场应当成为文明的殿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始于我们对每一个违规拍摄行为说“不”的勇气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