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江青改编京剧惹争议，毛主席笑骂道：他们懂个屁！

更新时间：2025-11-26 00:20  浏览量：2

1943年年底，还未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江青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创拍的京剧《逼上梁山》。

她对此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江青颇有艺术天赋。她虽然从小家境贫寒，学业平平，但对于戏曲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据说她对于喜欢的戏剧过目不忘，还能煞有介事的模仿一番。

十几岁的时候，由于机缘巧合，她在青岛认识了山东戏剧大师赵太侔。赵太侔有爱才之心，便安排她在自己就职的戏剧学院旁听。

在戏剧学院里，江青学到了很多戏剧的基础知识，对于戏剧有着自己的理解。

1935年，江青辗转来到上海，以“蓝苹”为艺名，成为了当时上海滩知名的话剧演员。

她主演的《娜拉》一时间红遍上海滩，据说连鲁迅都对其饰演的“娜娜”一角击节赞叹。

1937年，由于在上海一些不光彩的经历，江青惨遭话剧团开除。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著名明星竟然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这时，人生又向她打了另外一扇门。经人介绍，她剪去了华丽的长发，辗转来到了延安，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在延安，江青在戏剧学院学到的知识和在上海滩演艺界摸爬滚打的经验，迅速派上了用场。

她毫无悬念的进入到了刚建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并成为了“台柱子”，成为文化宣传战线的尖兵。

在“鲁艺”，江青在戏剧上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她敏锐的将传统的京剧中加入了革命的元素，并将传统唱腔中加上了自己的理解。

她将传统曲目《打渔杀家》改为《松花江上》，在鲁艺演出，竟然大获成功。

毛泽东在看了《松花江上》之后，特意到后台看望江青，并勉励她再接再厉，创拍更多的作品。

也是因为这部京剧，毛泽东和江青最终走到了一起。

可以说，毛泽东对于江青在京剧方面的造诣是表示肯定的。难能可贵的是，在延安，江青充分体现了自己贤妻良母的一面。每当毛泽东工作疲惫的时候，她便会哼唱几段京剧唱段，为毛泽东提神。

当江青看到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创拍的《逼上梁山》的时候，觉得这个题材很新颖，但美中不足的是，唱词和唱腔都略显粗糙，需要细细打磨。

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觉技痒，提出了要修改一下剧本的要求。

对于江青，此时虽未涉足政坛，但她“第一夫人”的名号，学员们哪能不知。于是，《逼上梁山》的主创杨绍萱、齐燕铭等人连忙将剧本恭恭敬敬呈给了江青斧正。

于是，在江青的改编之下，新的京剧《逼上梁山》于1944年元旦，在中央党校首次演出。

不出所料，这部京剧获得了观众的追捧。

这部剧题材取自《水浒传》林冲的故事。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六年，在此期间，国民党阵营里的顽固派和反动派频频挑起内战的事端。

这部剧的横空出世也在警示着人民群众要认清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投身革命。

有吹捧就有批评，其中就有当时号称“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对《逼上梁山》提出了异议。

胡乔木当时在延安炙手可热，是毛泽东的“大秘”。他可能不知道《逼上梁山》背后有江青的支持，对此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水浒传》本身就是虚构的故事。把其中的“逼上梁山”拍成京剧，并美其名曰“新编历史剧”是十分荒唐的，是反历史主义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是要丢中央党校以及延安的脸的。

胡乔木的批评得到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的支持。彭真认为京剧等传统剧目要反映历史，话剧反映现实，二者不能混同。

《逼上梁山》很难说是一部佳作，建议暂停演出。

毛泽东在元旦那天并没有去观看《逼上梁山》。由于这部剧比较火，他翻阅了《逼上梁山》的剧本，发现这个剧本跟自己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文艺不是阳春白雪，是要为广大群众们服务的。

这部《逼上梁山》政治意义显然大于艺术价值。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和彭真的异议嗤之以鼻。认为胡乔木有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彭真则是过于死板了，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懂戏剧。

毛泽东笑骂他们俩“懂个屁”，戏剧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是又要高于生活。如果死板的演历史，没有演义成分，就没人会看戏了。

在此之下，这部《逼上梁山》的剧本也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在1944年1月9日，改编一新的《逼上梁山》再次在中央党校上演。

所不同的是，这次在观众席中来了一位重量级观众——毛泽东。

毛泽东显然对于这部戏是较为满意的。在观看完演出之后，他立即提笔向主创人员杨绍萱、齐燕铭等人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毛泽东盛赞《逼上梁山》让人民在戏剧界当家做主，舞台再也不是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霸占，并勉励他们要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加脍炙人口的作品。

毛泽东的这封信显然鼓舞了《逼上梁山》的演职人员。当然也提醒了江青，自此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的样板戏便在她的心中酝酿起来。

当然，这时这些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因为江青此时的身份仍然是照顾毛泽东生活的夫人。

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化部按照新的世界观对于一些传统的剧目进行了甄别，去粗取精。但发现符合条件的旧戏如凤毛麟角。

譬如京剧界泰斗梅兰芳的剧目，经过细细筛选，发现按照新中国的标准，可以公开演出的只有个位数。

进入到六十年代，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即将点燃。毛泽东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开始向文化界开炮。

在1963年9月至12月，他在批示上表示了对于当时文化界的不满，直斥如今的文艺中大量充斥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死气沉沉，不敢创新，光啃老本。

这时，江青的地位已经逐渐上升。她需要做点事情来巩固自己在政坛的地位。而京剧的全面改革，正为她提供了一个机会。

正是在1963年，江青主持创排了一系列“新式”京剧，比如之后传唱度很高的《红灯记》和《沙家浜》。

她更是在1964年6月在北京组织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这个被认为是盛况空前的京剧界的盛会，光演职人员就有两千多人，演出时间持续了两个月。

趾高气扬的江青更是在会场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引起了文艺界的“大地震”。

此后在1966年“文革元年”，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八部作品被正式命名为“样板戏”。

属于江青的“样板戏”年代开始了。

创排样板戏过程中，江青身兼数职，也算是付出了心血。因此，这些样板戏中有着强烈的江青自身性格印记。

但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对于这些样板戏，很多领导同志也提出过不少意见。

刘少奇曾经指出，《红灯记》中主角从土炕炕洞到邻居家的情形不符合实际。他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土炕自然十分熟悉。于是这部戏改成了李铁梅从后窗中逃到了邻居家的院子。

《红灯记》中有一段工人罢工的戏。原本剧本写的是中俄工会领导的东清铁路大罢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改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有些军区领导在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并不满意，评论道：“只有娘子没有军。”不服气的江青便让这些女演员们在军营里边拉练了满满一个月。

这些评论很快让江青不胜其烦，于是在1969年，她表示，既然是“样板戏”，那不能任何人提意见就改。

自此，除了毛泽东，江青不让任何人对剧本进行修改。“样板戏”真正成了江青的自留地和试验田。

江青对于“样板戏”的细节抓的很严。剧本中角色衣服上的补丁，背景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些规定随后统一到了全国范围之内，一些地方剧种也必须照搬，否则就会被按上“破坏样板戏”的罪名进行批判。

上海有一名沪剧演员，由于在《智取威虎山》中加了些自己的“私货”，竟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遭到了200余次的批斗。

当然，这些剧本只有毛泽东才有“资格”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一旦提出，江青无条件的接受并修改。

比如，《沙家浜》原来的名字叫《芦荡火种》。毛泽东看了后表示芦荡里全是水，水里的火种必不长久，建议就改成故事发生的地点沙家浜。

《海港》中有个角色叫钱守惟。本来只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中性人物。在毛泽东的建议之下，剧本将其与主角的冲突改为敌我矛盾。

文革期间，样板戏在全国爆火。样板戏的演职人员也成为了“香饽饽”。

他们的待遇比一般干部都要高，且为了“保持演出水准”，每餐必大鱼大肉。

样板戏剧团每到一处，必然是夹道欢迎。当地的党政军一把手亲自接待，唯恐惹了剧团背后的大人物——江青。

随着文革的结束已经“四人帮”的倒台，这种怪相才逐渐消失。

从曲艺角度来讲，“样板戏”有着特殊的风格。抛开与文革的“缠绕”，其实它确实开创了一种剧目。把传统戏曲和现代的管弦乐结合起来，且情节紧凑明快，深受老百姓喜爱。

显然，样板戏影响了一代人。

它和每家每户的毛泽东标准像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