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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我收留了被批斗的京剧名角,他教我唱戏,多年后我登台他

更新时间:2025-11-21 10:40  浏览量:1

81年,北京的秋天,风跟刀子似的,专往脖领子里钻。

我,江辙,二十出头,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名光荣的钳工。

光荣个屁。

我每天就盼着下班,回到我那大杂院里不到十平米的小破屋。

那是我爹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那天我上的是中班,半夜十一点多才往家走。

胡同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路灯一圈昏黄的光晕,像个得了黄疸的眼珠子。

我缩着脖子,揣着手,走得飞快。

快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听见一阵压抑的、像小猫似的呜咽声。

是从墙根底下传来的。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心里这么想着,脚下却没停,反而拐了过去。

墙角缩着一团黑影,要不是那点声音,你准以为是被人扔掉的破棉被。

我凑近了,借着远处那点微光,才看清是个干瘦的男人。

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土,衣服又脏又破,散发着一股子馊味儿。

他抱着膝盖,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最后一片叶子。

“喂。”我喊了一声。

他猛地一抬头,那双眼睛,把我吓了一跳。

太亮了。

在那么一张埋汰的脸上,那双眼睛亮得跟两颗寒星似的,充满了惊恐和警惕。

“干嘛的?”我问,口气有点冲。其实是给自己壮胆。

他不说话,只是更紧地抱住自己,往墙角里缩了缩。

我看见他怀里好像还护着个什么东西,用破布包着。

“哪儿的人啊?怎么睡这儿?”我耐着性子又问。

他嘴唇哆嗦着,还是没出声。

我叹了口气。

妈的,我就是心软。

我爸活着的时候就说我,这德性,迟早得吃亏。

“起来。”我说,“跟我走。”

他没动,还是用那双吓人的眼睛瞪着我。

“爱走不走。”我有点不耐烦了,“冻死在这儿,明天一早街道的大妈就得拿扫帚把你扫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

走了两步,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回头,看见那团黑影挣扎着站了起来,跟在我后面,保持着三四米的距离。

像个幽灵。

我没再说话,径直推开院门。

院里静悄悄的,各家各户都睡了。只有刘婶家窗户还透着点光,那老娘们儿肯定又在纳鞋底,顺便听全院的动静。

我放轻脚步,领着他进了我的小屋。

屋子小,一张单人床,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蜂窝煤炉子,就占满了。

我点上灯,一拉灯绳,那15瓦的灯泡晃晃悠悠地亮了,把这屋子照得跟停尸房似的。

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进来啊,杵那儿当门神?”

他这才挪进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给他倒了碗热水。

“喝吧。”

他接过去,那手抖得,半碗水都洒了。

他也不在意,就着剩下的半碗,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

像是渴死鬼投胎。

“饿了吧?”我从柜子里摸出两个已经凉透了的窝头。

这是我明天的早饭。

他接过去,狼吞虎咽,噎得直翻白眼。

我没说话,又给他倒了碗水。

等他吃完,情绪好像稳定了点。

我这才开始盘问他。

“叫什么?哪儿的人?家里人呢?”

他沉默了半天,才用一种又轻又沙哑,像被砂纸磨过的声音说:“梅鹤卿。”

这名字……有点意思。

“干什么的?”

他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得更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

“唱……唱戏的。”

我愣住了。

唱戏的?就他这破锣嗓子?

“哪个剧团的?”

“以前……在京城剧团。”

我心里咯噔一下。

京城剧团,那可是顶尖的班子。能在里面唱的,都不是一般人。

我仔细打量他。

虽然又脏又瘦,但那眉眼,那骨相,确实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味道。不像我们这些在工厂里混日子的粗人。

“那怎么……落到这份上了?”我问得小心翼翼。

他浑身一颤,眼神瞬间又变得惊恐起来。

“别问了。”他几乎是在哀求。

我明白了。

那十年,这种事太多了。多少风光无限的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

81年了,虽然风头过去了,但很多人还是回不去。

家没了,人散了,名声也毁了。

就像他这样,成了孤魂野鬼。

“行,不问了。”我说,“你怀里抱的什么?宝贝疙瘩似的。”

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极其珍重地,打开了那块破布。

里面是一块……碎片。

像是某种头饰上的,镶着几颗已经失去光泽的珠子,还有一根断了的翠鸟羽毛。

“凤冠上的一角。”他抚摸着那碎片,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悲伤和温柔。

“《贵妃醉酒》里,杨贵妃戴的那个。”

我心里一动。

我爸以前就是个戏迷,最爱听的就是梅派的《贵妃醉酒》。

他说,那海岛冰轮初转腾,一唱出来,魂儿都跟着飞了。

“你……是唱旦角的?”

他点了点头,又飞快地摇了摇头。

“以前是。”

我懂了。

“行了,别想那些了。”我指了指我的床,“你睡床,我凑合一宿。”

他猛地站起来,连连摆手,“不不不,那怎么行,我睡地上就行,地上……”

“废什么话!”我眼睛一瞪,“让你睡就睡,哪儿那么多讲究。”

我这人就这样,吃软不吃硬。

他被我吼得一愣,不敢再争,局促地在床边坐下。

我把两把椅子拼在一起,找了件旧棉袄盖上,就算一张床了。

熄了灯,屋里又黑了。

我能听到他那边传来极力压抑的呼吸声,还有床板轻微的吱嘎声。

他肯定没睡着。

我也没睡着。

我寻思着,我他妈是不是疯了。

捡回来一个大麻烦。

这人来路不明,万一是个坏分子,我这工作都得丢。

可转念一想,看他那怂样,也不像。

倒像只被猎狗追惨了的兔子。

算了,收留一晚上,明天让他走人。

就一晚上。

我这么对自己说。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

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是一种“咿咿呀呀”的调子,压得极低,在嗓子眼儿里转。

我睁开眼,看见梅鹤卿正对着窗户,比划着什么。

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在清晨的光线里,像两只翻飞的蝴蝶。

那身段,那手势,哪怕穿着一身破烂,也透着一股子范儿。

我没出声,就这么看着。

他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直到院子里传来刘婶的大嗓门:“收破烂儿的,有破烂儿卖吗——”

他浑身一激灵,所有的动作都停了,又缩回了那个惊弓之鸟的样子。

我坐起来,骨头嘎巴嘎巴响。

“醒了?”我问。

他点点头,不敢看我。

“我去做早饭。”我说。

蜂窝煤炉子快灭了,我捅了半天,弄得一屋子烟。

早饭是稀粥,配咸菜疙瘩。

我把昨天那俩窝头热了热,一人一个。

吃饭的时候,谁也没说话。

吃完了,我看着他。

“那个……梅先生,”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您……有什么打算?”

他放下碗,低着头,“我……我不知道。”

“家里人呢?亲戚朋友呢?没个去处?”

他摇摇头,眼圈红了。

“都没了。”

我心里又是一软。

操。

“那你先在我这儿住下吧。”话一出口,我就想抽自己一嘴巴。

不是说好就一晚上吗?

他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那……那怎么行,太麻烦你了,我……”

“别废话。”我打断他,“我这儿就我一个人,多双筷子而已。不过说好了,你得听我的。”

他眼里的光,像是快要熄灭的炭火,又重新燃了起来。

他站起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江……江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

“打住打住。”我赶紧扶住他,“别整这套,我叫江辙,你叫我小江就行。”

“还有,别叫我先生,我就是个工人。”

他点点头,嘴唇翕动着,眼泪到底还是掉下来了。

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儿的。

就这么着,梅鹤卿在我这儿住了下来。

我白天去上班,他就待在屋里。

我让他别出门,免得惹麻烦。

他很听话,我回来的时候,屋子总是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上的水也总是热的。

他好像有洁癖,把我那狗窝一样的屋子,愣是擦得反光。

连我那双油乎乎的劳保鞋,他都给刷了。

我跟他说不用,他也不听,就闷着头干活。

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

下班回家,有口热饭,有口热水,屋里还干干净净的,感觉……还挺像个家。

当然,麻烦也随之而来。

院里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屋里藏了个男人,这事儿很快就传遍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婶。

她堵在我门口,叉着腰,跟审贼似的。

“小江,你老实说,你屋里那人是谁?什么来路?”

“我一朋友,落难了,来投奔我。”我面不改色地撒谎。

“朋友?什么朋友啊?我瞅着那人蔫头耷脑的,不像好人呐。”

“您是公安局的还是派出所的?查户口啊?”我没好气地说。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刘婶不乐意了,“我是关心你!你年纪轻轻的,别被坏人骗了!现在坏分子多着呢!”

“我乐意。您住海边啊,管这么宽?”

我“砰”地一声关上门,把她的声音隔在外面。

我知道,这事儿没完。

果然,没过几天,街道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了。

还是刘婶领来的。

“江辙,我们接到群众反映,说你家住了个来历不明的人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情况。”居委会的张主任板着脸说。

我把梅鹤卿护在身后。

他吓得脸都白了,浑身发抖。

“什么来历不明?这是我远房表叔,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我又换了个说辞。

“表叔?身份证件呢셔?介绍信呢?”

这年头,出门没介绍信,寸步难行。

我哪儿给他弄去。

“……丢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说。

“丢了?”张主任的眼神更怀疑了,“那可不行,按照规定,外来人口必须登记。你让他明天跟我去派出所一趟,把情况说清楚。”

我心一沉。

去派出所?

就梅鹤卿现在这状态,一进去,三言两语就得露馅。

到时候,一个“收留身份不明人员”的帽子扣下来,我工作都得完蛋。

“主任,通融通融。”我赶紧递上一根烟,“我这表叔,脑子受过刺激,有点糊涂,怕见生人。您看……”

张主任没接我的烟。

“这是原则问题。”

我急了。

就在这时候,一直躲在我身后的梅鹤卿,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还是沙哑,但很清晰。

“我跟你们去。”

我回头看他,他对我摇了摇头,眼神里有一种豁出去的平静。

第二天,我请了假,陪着梅鹤-卿去了派出所。

我一路上都在想词儿,怎么能糊弄过去。

到了派出所,一个年轻的民警接待了我们。

梅鹤卿反而镇定下来了。

民警问什么,他答什么。

姓名,梅鹤卿。

年龄,四十八。

原籍,北京。

当问到“现住址”和“职业”时,他沉默了。

我刚想开口替他圆,他却抬头看着那个民警,一字一句地说:

“我没有住址,也没有职业。”

“我以前,是个唱戏的。”

“犯过错误,被批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

这不等于自首吗?

那个年轻民警也愣住了,他大概没处理过这种情况。

他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记。

他看了一眼梅鹤卿,又看了一眼我,最后起身说:“你们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领导。”

等待的时间,每一秒都像一年。

我手心里全是汗。

梅鹤卿倒是很平静,他坐在长椅上,腰杆挺得笔直。

过了大概半个钟头,一个看着像领导的中年民警跟着那个年轻人走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

他走到梅鹤卿面前,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半天。

“你……是梅鹤卿?”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梅鹤卿点点头。

“京城剧团的那个‘活虞姬’?”

梅鹤卿的身体猛地一震,眼圈瞬间就红了。

“活虞姬”这个外号,他已经快二十年没听人叫起过了。

那个年代,他是台上最耀眼的角儿,一出《霸王别姬》,万人空巷。

“是我。”他声音颤抖。

中年民警叹了口气,把档案合上。

“我以前……也爱听戏。”他轻声说,“您那出《别姬》,我排了半宿的队才买到票。”

梅-鹤卿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下来了。

中年民警转头对我说:“小同志,谢谢你。”

我懵了。

“这事儿,我知道了。”中年民警说,“现在政策不一样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至于户口,我来想办法。他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补办。”

他又对梅鹤-卿说:“梅先生,您先回去好好养身体。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走出派出所,阳光照在身上,我还有点晕乎乎的。

这就……解决了?

我看着身边的梅鹤卿,他一路都没说话,只是不停地用袖子擦眼睛。

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那块凤冠的碎片,又拿了出来。

他摩挲了很久,然后对我说:“小江,我想……教你唱戏。”

我以为我听错了。

“教我?您别开玩笑了。我五音不全,公鸭嗓子,不是那块料。”

“不试试怎么知道?”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光。

“你的嗓子,是有点‘左’,但底子不坏。身段嘛……像根木头桩子,但骨架还行。”

我被他这番评价说得哭笑不得。

“我学那玩意儿干嘛?又不能当饭吃。”

“能。”他定定地看着我,“能当饭吃。这门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饿不死人。”

“现在谁还听戏啊?年轻人都听邓丽君了。”

“会有人听的。”他说,语气斩钉截铁,“好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我拗不过他。

或者说,我看着他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感觉,教我唱戏,是他给自己找的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是他在经历了那么多屈辱和毁灭之后,想要重新捡起尊严的方式。

行吧,学就学。

就当是陪一个孤寡老人解闷了。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解闷”的过程,会那么痛苦。

简直是脱胎换骨。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他从床上薅了起来。

“站直了!”

“贴墙站!后脑勺、肩膀、屁股、脚后跟,都贴上!”

“肚子收进去!提气!”

我跟个僵尸似的贴在墙上,一动不能动。

五分钟不到,我就开始发抖。

“这才哪儿到哪儿?”他拿着一根鸡毛掸子,在我弯曲的膝盖上轻轻一敲,“站不住,就没资格开口。”

一个钟头。

整整一个钟头。

等他喊停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顺着墙就滑到了地上。

“起来,吊嗓子去。”

他把我带到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

“听着,气从丹田出,不是从嗓子眼儿里喊。”

他给我示范。

“咿——呀——”

声音不大,但悠远绵长,像一根看不见的线,一直钻到天上去。

院里几户人家窗户“哗啦”一下都推开了。

“大清早的,谁家杀猪呢?”

我脸臊得通红。

轮到我了。

“啊——”

我扯着嗓子一喊,跟乌鸦叫似的。

树上的麻雀扑棱棱全飞了。

刘婶推开门,探出个脑袋,“小江,你干嘛呢?发癔症了?”

梅鹤卿的脸黑得像锅底。

“气息!气息!跟你说了多少遍!”

“用肚子使劲儿,不是用脸!”

那天早上,整个大杂院都回荡着我杀猪般的嚎叫,和梅鹤-卿压抑着怒火的训斥。

我感觉自己成了全院的笑话。

到了厂里,我嗓子都哑了。

同事老张拍拍我肩膀,“小江,昨晚干嘛去了?这么拼命?”

我没法解释。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站桩、吊嗓、压腿、跑圆场……

我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那十平米的小屋,成了我的练功房。

地方太小,跑圆场都跑不开,只能原地转圈。

我经常转得头晕眼花,一屁股坐地上。

梅鹤卿就在旁边看着,也不扶我,就说一句:“起来,再转。”

他对我,比对敌人还狠。

有一次我压腿,疼得我嗷嗷叫,眼泪都下来了。

“梅先生,不带这样的,您这是要我命啊!”

他冷冷地说:“当年我师父教我,是拿棍子往下压的。断了,接上骨头继续压。”

“你这点疼,算什么?”

我看着他,他眼神里没有一丝同情。

我咬着牙,没再吭声。

我知道,他不是在折磨我。

他是在把他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一点点地,掰开了,揉碎了,再灌输给我。

这门艺术,是用血和泪浇灌出来的。

没有捷径。

除了练功,他还教我念白。

“韵白,不是你平时说话。”

“每个字,都要有头,有肚,有尾。”

“平上去入,阴阳顿挫,差一点,味道就全没了。”

他让我念《游园惊梦》里的念白。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我念得口干舌燥,跟背课文似的。

“不对!”

“感情!杜丽娘的感情!”

“她是大家闺秀,第一次看到这满园春色,那种惊讶,那种喜悦,又带着一丝伤感,你念出来了吗?”

他一遍遍地给我示范。

他念的时候,声音还是沙哑的,但那股子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穿着戏服,在园子里顾影自怜的杜丽娘。

我开始明白,这玩意儿,不光是技术,更是心。

我们的关系,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折磨”中,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仅仅是我收留的一个落难者。

他成了我的师父。

一个严厉到不近人情的师父。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抱着看热闹心态的二流子青年。

我开始对这门艺术,产生了一种敬畏。

我开始从那咿咿呀呀的唱腔里,听出了美。

从那繁复的身段里,看出了韵味。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爸当年会那么痴迷。

为什么梅鹤卿会把那块凤冠的碎片,看得比命还重。

因为那是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个曾经无比辉煌,后来又被砸得粉碎的世界。

而现在,他想把这个世界的碎片,一片片地,在我身上重新拼凑起来。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到了82年开春,他的户口终于办下来了。

是那个派出所的中年民警帮忙跑的。

拿到那张崭新的户口纸时,梅鹤卿的手一直在抖。

他看着“梅鹤卿”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小江,”他说,“我想……回剧团看看。”

我心里一紧。

“您回去干嘛?找不痛快?”

“不。”他摇摇头,“我就是……想看看。”

我陪他去了。

京城剧团还是老样子,朱漆大门,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

只是门上的漆,已经斑驳了。

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站着。

正好赶上里面的人下班。

人来人往,有老有少。

有几个老人,看到梅鹤卿,都愣住了。

他们走过来,迟疑地喊了一声:“梅……梅老板?”

梅鹤卿点点头,没说话。

那几个老人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同情,还有一丝尴尬。

“您……您回来了?”

“身体还好吗?”

他们寒暄着,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某些话题。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他看到梅鹤卿,脸色一变。

“你来干什么?”他语气不善。

我认得他。

以前剧团的宣传画上,他总是在角落里,演个家丁,或者龙套。

现在看这派头,像是个领导了。

“周……周团长。”一个老演员小声提醒他。

“团长?”梅鹤卿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

“我就是来看看。”

“这里不欢迎你。”周团长冷冷地说,“你早就不是剧团的人了。”

“当年批你的会,就是他主持的。”旁边一个老人凑到我耳边,悄悄说。

我明白了。

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梅鹤卿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的身体又开始发抖,那种我初见他时的恐惧,又回到了他身上。

“我们走。”我扶住他。

“梅鹤卿,我警告你,别想回来!”周团在后面喊,“剧团现在好不容易走上正轨,你别回来添乱!”

我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就想骂。

梅鹤卿拉住了我。

“算了,小江。”他声音微弱,“我们走吧。”

回去的路上,他一言不发。

到了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没出来。

晚饭也没吃。

我有点担心,敲了敲门。

“梅先生,您没事吧?”

里面没有回应。

我推开门,看见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那块凤冠碎片,怔怔地发呆。

“小江,”他突然说,“你说,我是不是个废物?”

“您胡说什么呢?”

“我这辈子,除了唱戏,什么都不会。可现在,我连戏都唱不了了。”

他的嗓子,在那十年里被毁了。

烟熏火燎,再加上长时间的嘶吼,声带已经严重受损。

虽然还能说话,但想恢复到当年那种清亮圆润的“金嗓子”,已经不可能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那块碎片。

“谁说您没用?”

我清了清嗓子,学着他教我的样子,起了一个范儿。

然后,我开口唱了。

唱的是《贵妃醉酒》里最经典的那一句。

“海岛冰轮初转腾……”

我的声音,还很稚嫩,远远谈不上完美。

但那一瞬间,我把我所有的精气神,都灌了进去。

梅鹤卿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的,可能不是我。

是他自己的影子。

是那个在台上光芒万丈的“活虞姬”。

是他已经逝去的青春和艺术。

“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

我继续唱着。

屋子很小,灯光很暗。

但我的声音,好像穿透了这破旧的屋顶,飞向了那轮并不存在的明月。

唱完,我看着他。

他哭了。

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而是嚎啕大哭。

把他这二十年所有的委屈、不甘、痛苦,全都哭了出去。

我没劝他。

我知道,他需要这场发泄。

等他哭够了,我把那块碎片,重新放回他手里。

“梅先生,”我说,“您不是废物。”

“您这身能耐,还在。”

“您唱不了了,不是还有我吗?”

“您把它传给我,它就丢不了。”

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

从那天起,他好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沉湎于过去,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

他对我的要求,比以前严苛了十倍。

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腔调,差一点都不行。

我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心里却是踏实的。

因为我知道,我每多流一滴汗,他心里的那份绝望,就少一分。

我在为他活着,也在为他唱着。

时间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多。

录像厅、歌舞厅、卡拉OK,成了年轻人的新宠。

京剧,成了爷爷奶奶辈儿的古董。

我们那个大杂院,也变了样。

好几户人家都买了电视机。

一到晚上,院子里就传来《霍元甲》或者《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

再也没人听我那杀猪般的吊嗓了。

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二十大几的青年。

在厂里,提了小组长,工资也涨了。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给拒了。

姑娘一来我们家,看到那不到十平米的屋子,还有一个干瘦的老头,基本就没下文了。

我也无所谓。

我的生活,被两件事填满了。

上班,和唱戏。

梅先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年纪大了,又有旧伤,天气一变就咳嗽。

我开始琢磨着,得给他弄点营养品。

可我那点工资,除了日常开销,剩不下几个钱。

怎么办?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那会儿,北京的一些茶馆、酒楼,为了招揽生意,会请一些艺人去“撂地”。

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什么都有。

唱一段,老板给点钱,客人听得高兴了,也会赏几个。

我想去试试。

我把这想法跟梅先生一说,他立刻就炸了。

“胡闹!”

“你当京剧是什么?街头卖艺的杂耍吗?”

“那是艺术!是上得了台面的东西!”

“你这么做,是糟蹋了这门手艺,也是糟蹋了你自己!”

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梅先生,”我耐着性子解释,“我不是去卖艺,我就是……想给您挣点买药的钱。”

“我不要!”他吼道,“我就是病死,也不许你去!”

我没再跟他争。

但我主意已定。

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

我偷偷联系了一家叫“广和楼”的茶馆。

老板一听我是唱京剧的,还挺感兴趣。

“小伙子,会唱什么啊?”

“旦角。”

“哦?那敢情好。现在会唱旦角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这样,你明晚过来,先唱一段,我听听。要是行,咱们再谈价钱。”

第二天,我跟厂里请了假,说家里有事。

我没敢告诉梅先生。

我找出了他给我做的一件最简单的青衣。

那是在我学戏的第二年,他用我扯来的布,一针一线给我缝的。

虽然简单,但尺寸、样式,都极合身。

他还教我怎么“勾脸”。

我对着镜子,笨拙地给自己画了一个最简单的“俊扮”。

看着镜子里那个眉眼吊起,红唇皓齿的“自己”,我感觉很陌生。

晚上,我揣着那颗忐忑的心,去了广和楼。

茶馆里人声鼎沸,烟雾缭绕。

说书先生刚下场,赢得一片叫好。

老板把我领到后台一个小隔间。

“准备好了吗?下一个就是你。”

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心里全是汗。

我这辈子,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

还是唱戏。

我怕我一开口,就把人全吓跑了。

“下面,有请青年票友江辙先生,为大家带来一段京剧《锁麟囊》选段,《春秋亭》!”

报幕声一响,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忘了该怎么迈步,忘了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梅先生的话。

“上了台,你就不是江辙了。”

“你是薛湘灵,是杜丽娘,是虞姬。”

“忘了台下的人,忘了你自己。”

我闭上眼,再睁开。

我提着裙摆,迈着碎步,走上了那个小小的舞台。

灯光一打,我看不清台下人的脸。

只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头。

我找到了我的位置,站定。

胡琴声响起了。

那熟悉的过门,像一股暖流,瞬间让我镇定了下来。

我开口了。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我的声音,穿过嘈杂的人声,穿过弥漫的烟雾。

茶馆里,渐渐安静了下来。

那些嗑瓜子的,聊天的,都停了下来,朝我这边望过来。

我忘了紧张,忘了害怕。

我只记得梅先生教我的,每一个字的气口,每一个腔的转折。

我只记得,我是那个在风雨中,把锁麟囊赠予贫女的善良的富家小姐,薛湘灵。

一曲唱罢,满场寂静。

过了几秒钟,不知是谁,第一个鼓起掌来。

紧接着,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

“好!”

“再来一个!”

我站在台上,鞠了一躬,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板跑上台,激动地抓住我的手。

“小兄弟,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太棒了!”

那天晚上,我唱了三段。

老板给了我五十块钱。

那是我一个月工资的一半。

还有客人往台上扔钱,有一块的,有五块的。

我捡起来,拢共又有二十多。

我拿着那七十多块钱,感觉沉甸甸的。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又高兴,又忐忑。

高兴的是,我能给梅先生买好吃的,买药了。

忐忑的是,他要是知道了,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我蹑手蹑脚地推开门。

屋里灯亮着。

梅先生没睡,他坐在桌边,正对着那盏昏暗的油灯,缝补着什么。

是我那件被我不小心划破了的练功服。

“回来了?”他没抬头,淡淡地问。

“……嗯。”

“去哪儿了?”

“……厂里加班。”我撒了谎。

他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看着我。

我的脸上,妆还没卸干净。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抬起手,用他那粗糙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眼角。

那里,还残留着一点红色的油彩。

“好听吗?”他问。

我愣住了。

“什么?”

“我问你,台下的叫好声,好听吗?”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他知道了。

他怎么会知道?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跪下。”他冷冷地说。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梅先生,我错了。”

“你错哪儿了?”

“我不该……不该去那种地方唱戏,糟蹋了这门手艺。”

他没说话,转身从墙角拿起一根胳膊粗的木棍。

那是我用来顶门的。

我心里一哆嗦。

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他举起木棍。

我闭上眼,咬紧了牙。

我等着那剧烈的疼痛。

但木棍,迟迟没有落下来。

我睁开眼,看到他举着棍子,手臂在发抖。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愤怒,有失望,但更多的是心疼。

“啪嗒”一声。

木棍掉在了地上。

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捂住了脸。

“起来吧。”他声音沙哑。

我没动。

“我让你起来!”他吼道。

我这才慢慢地站起来。

“小江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师父不是气你出去挣钱。”

“师父是气你,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你是角儿的坯子,是要站上大台面的。怎么能去那种地方,跟耍猴的混在一起?”

“可是……”我小声说,“您的身体……”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他打断我,“我还没到要你出去卖唱养活我的地步!”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扔在桌上。

“这是我攒的,你拿去。”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零零碎碎的钱,还有一些粮票。

加起来,也就十来块。

我知道,这是他所有的积蓄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师父……”我哽咽着,又跪下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去了。”

他走过来,把我扶起来。

“傻孩子。”他拍了拍我的背,“师父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要记住,咱们唱戏的,要有骨气。”

“人可以穷,艺不能贱。”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我把在茶馆挣的钱,塞给了他。

他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

他说:“这钱,我先替你存着。以后,给你置办行头用。”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茶馆唱过。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练功上。

梅先生也像是放下了什么心结,他不再纠结于我是否能成为“名角儿”,而是更纯粹地,享受着教与学的过程。

我们的日子,清贫,但很安宁。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

北京城的变化,一天一个样。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们那个大杂院,也传来了要拆迁的消息。

厂里的效益越来越不好,开始有工人下岗。

我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从天而降。

市里要举办一个“京津冀青年京剧演员大赛”。

金奖的获得者,不仅有高额奖金,还有机会被各大专业剧团特招。

我们厂工会拿到了几张报名表。

工会主席老王知道我爱哼哼几句,就给了我一张。

“小江,去试试?就当去玩玩儿。”

我拿着那张报名表,手都在抖。

这……这是大台面。

是梅先生一直念叨的那个,真正属于京剧的舞台。

我把报名表拿给梅先生看。

他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

他的手,比我还抖得厉害。

“去。”他只说了一个字。

但这一个字,比千言万语都重。

“可是……我行吗?”我没底,“这都是专业的,我就是个野路子。”

“谁说你是野路子?”他眼睛一瞪,“你是我的徒弟!是梅派的正宗传人!”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上了台,你就是角儿!”

他的话,给了我无穷的信心。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地狱般的三个月。

梅先生把他毕生的绝学,毫无保留地,全都压在了我身上。

我们选的参赛剧目,是《霸王别姬》。

是当年让他声名鹊起的戏,也是最考验功力的一出戏。

尤其是那段“舞剑”。

身段,眼神,剑法,情绪,必须融为一体。

“剑不是剑,是你手臂的延伸!”

“你要和它融为一体!”

“虞姬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是决绝,是悲壮,是对霸王最后的爱恋!”

他拿着一根竹竿,代替长剑,一遍遍地给我说戏。

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说几句就喘。

但他不管,他逼着我,一遍遍地练。

我的脚上,磨出了血泡。

我的腰,酸得像要断掉。

我的嗓子,唱到最后,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但我没有一句怨言。

因为我知道,这一战,不只是为我自己。

也是为了他。

为了他那被摧毁的舞台,为了他那被埋没的才华。

我要替他,把这一切,都赢回来。

比赛那天,梅先生病了。

他发着高烧,起不来床。

我急得不行,“师父,要不……我不去了,我送您去医院。”

“胡说!”他挣扎着坐起来,“你必须去!”

“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他抓着我的手,滚烫滚烫的。

“小江,答应师-父,别紧张。”

“忘了比赛,忘了名次。”

“你只要,好好地,把这出戏唱好。”

“唱给台下的观众听,也……唱给我听。”

我含着泪,点了点头。

我给他倒了水,安顿好他,然后一个人,去了比赛的剧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么辉煌的剧院。

水晶吊灯,红色天鹅绒的座椅,金碧辉煌的舞台。

后台里,全是陌生的面孔。

他们穿着华丽的戏服,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专业,那么自信。

我穿着那身简单的青衣,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

我找到一个角落,开始自己勾脸。

我的手,抖得厉害。

画了好几次,眼线都画歪了。

我心里越来越慌。

就在这时,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我回头,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是那个派出所的中年民警,姓王的那个。

他已经不是民警了,穿着一身干部服,看起来像个领导。

“王……王叔?”

“别紧张。”他笑了笑,递给我一个保温杯,“梅先生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看。他让我告诉你,就当是在咱们那小屋里唱,台下坐着的,就他一个人。”

我接过保温杯,拧开。

里面是温热的胖大海水。

是梅先生亲手给我泡的。

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下来。

轮到我上场了。

我站在侧幕,看着那巨大的舞台。

灯光亮得刺眼。

我深吸一口-气,想起了梅先生的话。

忘了台下的人,忘了我自己。

我就是虞姬。

音乐响起。

我提着剑,一步一步,走到了舞台中央。

那一刻,世界都安静了。

我看到了我的霸王。

他兵败垓下,四面楚歌。

我的心,碎了。

我开始舞剑。

那把冰冷的剑,在我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

它是我最后的悲歌,也是我最后的决绝。

我唱着,舞着。

我忘了我是江辙,忘了这是比赛。

我只知道,我要用我的生命,为我的王,跳完这最后一支舞。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将剑横在了颈上。

全场死寂。

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那掌声,比我在广和楼听到的,要热烈一百倍,一千倍。

我流着泪,谢了幕。

我冲下台,冲出剧院。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师父。

我一路狂奔,跑回了我们那个即将拆迁的大杂院。

我推开门。

“师父!我……”

我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梅先生穿着他最体面的一件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他面带微笑,看着门口的方向。

仿佛在等着我回来。

只是,他再也不会开口说话了。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块凤冠的碎片。

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

那是我早上出门前,给他倒的。

……

许多年后,我成了京城剧团的台柱子。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

我成了人们口中的“江老板”,“青年表演艺术家”。

每次演出,台下都坐满了观众。

掌声,鲜花,赞誉,我拥有一切。

但我知道,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填不满的空洞。

我经常会回到那个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杂院。

在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小屋的位置,站很久。

我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夜晚,我捡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

想起他教我站桩,教我吊嗓。

想起他拿着木棍,想打我,却又不舍得下手的样子。

想起他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缝补戏服的背影。

我的每一场演出,都会在后台,摆上一把空椅子。

我知道,我的师父,我的梅先生,他就坐在那里。

看着我,听着我唱。

有一次,演出《霸王别姬》之后,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我。

“江老师,您刚才在台上,最后那个眼神,真是绝了。充满了悲伤和爱恋,您当时在想什么?”

我看着她,笑了笑。

我说:“我没想什么。”

“我只是看到了我的师父。”

“他坐在第一排,看着我,哭了。”

场馆介绍
北京梨园剧场位于宣武区虎坊桥前门饭店内。由北京京剧院与前门饭店联合创建,1990年10月开业,以戏曲演出为主。剧场由演出厅、展示厅和展卖厅3部分组成。演出厅由剧场舞台和观众席组成,舞台台高8米,宽12... ... 更多介绍
场馆地图
宣武区永安路175号
乘14、15、23、25、102、105等路公共在永安路站下
梨园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