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文摘：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戏曲工作回忆（一）

更新时间：2025-11-14 21:15  浏览量：1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工作回忆

一、从文教厅到文化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省有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革命武装的同时，亦建立了文化军队，“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直至“百万雄师过大江”，新中国成立之前，我省各个老根据地之文化艺术界，均已建成强有力的文艺队伍。

(一)从教育厅到文教厅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1950年3月，我省将教育厅改为文教厅，池庄老先生为厅长，王中青与崔斗辰二同志为副厅长，由王主持日常工作。厅内设置有教育处、文化处、秘书室、政策研究室。单就文化处而言，洛林同志为处长，内有文艺科，由张振亚同志负责:戏曲改进科，由墨遗萍任科长，我为副科长:并设电影管理委员会，由魏东河同志负责管理全省电影放映队若干:有创作研究组，墨遗萍同志为组长，其成员有张健、陈仁友、罗仁佐等;有摄影组，由赵贵保等同志担负重要活动之摄影工作。下设事业单位，有文教厅文艺工作一团与文艺工作二团(一度曾改为乡村文化工作队)，电影放映队若干，均归厅内直接领导。各地市亦有文艺工作队，由各地市领导。各县均设有文化馆，按县之大小及人数多寡不同，不定编。厅内又抽出各县均设有文化馆，按县之大小及人数多寡不同，不定编。厅内又抽出数百人之编制，每县设有五人宣传小组，与文化馆时分时合，下乡进行小型演出。至于民间职业戏曲剧团，以当地之演出需要自行组合，数量不等，全省约有120余个，省厅只用政策方针进行领导，由各市县具体管理。

文化工作纳入政府领导序列，此为破天荒之举。厅领导即本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使人民看到好戏、好电影，且使人民自身的文化娱乐，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前进。

1950年夏，为使我省年轻的文艺干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即借工农速成中学校址，开设全省第一期文艺训练班，以王中青副厅长、洛林处长为领导，由张振亚同志为教导主任，学员约有400来人。采取上大课形式，讲说各门功课，音乐课由夏洪飞、张沛等同志讲授:戏剧课由洛林、墨遗萍、寒声和我讲授;美术课由力群、苏光等讲授。历时约3个月，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艺训班，也可以说是解放初全省文艺界的一次大会师。此次艺训班之学员，后来成为全省文艺界之领导骨干。如晋东南之张仁义、栗守田，临县之段崇象、李鸣瑶，皆为该班之学员。这批学员结业回去后，各地均作为文艺领导骨干安排工作。

经过此次艺训班之开设，厅领导认为建立一所艺术学校十分必要。于是由洛林同志提出计划，购置地皮，亲自绘制图纸，提出经费预算，经厅领导审批，拨出建设经费，开工修建学校。当时，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之原则，数十亩之场地，四面向内倾斜之平房，后墙即为校园外墙。中有一座二层办公楼与简陋设备，有可容三四百来人之小礼堂，能开会以及进行小型排练和演出。无水暖设备，座椅上兼有写字之小台。洛林同志当时说:“艺校建设一事，领导指示为急事急办，能使用30年即可:30年后，可补建新的教学大楼和职工宿舍，到那时即能讲究一点了。”此为文教厅时期之建树。至八九十年代，新的教学大楼、职工宿舍，皆为钢筋水泥结构建筑，且有水暖设备，一座座楼房盖了起来，然40余年前之简易平房，仍屹立四周备用。

为使我省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当时很重视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宣传活动。事前要下达有关指示，事后即有各县春节文艺宣传活动之总结呈送上来，使广大群众自身的文娱生活，大大活跃起来。即在平时，亦有科技图片下乡流动展览，有时文化馆与五人小组经过排练，带上拉洋片、小演唱、小型剧目等，到群众中去，进行演出活动。既活跃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锻炼培养了干部。在数十年后回头来看当时的演出，每到一地，都能收到热火朝天的效果，大大地活跃了工农兵群众之欢快情绪。而说到干部之培养，我省著名编导许石青同志，著名演员张鸣琴、侯玉兰，著名曲艺家张有洛等同志，均来自建国初期五人宣传小组，是在边干边学中锻炼出来的。幸当时有此机遇，使不少文艺骨干脱颖而出，迅速成长起来。

戏曲“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政策之由来。1950年12月，文化部召开全国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我省派张焕、张宝魁和我三人赴京参加会议，历时半个月左右。大会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及戏曲改进局田汉、马彦祥、杨绍萱等领导主持。当时京剧四大名旦梅、程、荀、尚均健在，最老之艺人，要数王瑶卿老先生，每次开大会，由梅兰芳等艺术大师搀着上台。全国各剧种之名人，到会者亦不少。会中着重讲说弘扬民族文化之重要意义，我等与会人员，热烈讨论戏曲三改政策之实施及与艺人通力合作问题。

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与会同志，进门须有三证:1.请柬:2.代表佩条:3.会议证章。进门后，在长方形之餐厅等候。该餐厅每横排安4圆桌，长度每排为12桌，再后设2圆桌，为首长主持会议者之席。在此略等片刻，门口掌声大起，知为总理进场，自觉起立，随众鼓掌。而周总理进场后，挨桌逐个握手，循序渐进，无一遗漏，直到最后一桌相互握手毕。落座稍息，随即向与会者做报告，约一小时后，入席与大家共进午餐。席中各省代表皆向总理敬酒，总理来者不拒，并向敬酒者谈:“我在某年某月，看过你们的某剧种、某剧目。”谈笑风生，对答如流。“三改”政策，即从此次会议中开始，1951年5月5日，政务院以周恩来总理之名义，发布文件下来。文中再三强调，无论改人、改戏、改制，都必须与艺人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1951年下半年，文化部下达指示，让省文化主管部门下设剧目审定组，我省当即调来刘鉴山、李星五等同志，成立剧目审定组，开始进行传统剧目之研究审定工作。当时人们对传统剧目的看法，受“左”的思潮之影响，偏重否定态度者多，如秋胡戏妻《桑园会》，因鲁秋胡挂官逃走，即以开小差来进行否定；《鞭打芦花》中李二翁、李二婆语言滑稽粗俗，即以其为侮辱劳动人民而否定全剧。为此召开过一次剧目审定会议，经大家研究讨论后，各自写出鉴定意见，会中研究过40余个剧目，均写出鉴定意见，印发下去以做参考。

1951年厅内又设立了文化处，由赵浚川同志负责，有袁郁章等同志在此处工作，分管县文化馆、五人宣传组等。原以洛林同志为首之文化处改为艺术处，时省艺校修建工程业已完成，艺术处随即搬至艺校居住。该地原为东岗村，现为并东。省领导因考虑到层次过多，决定设处不设科，张振亚同志调为艺校教导主任，洛林同志暂调至厅里。我与剧协贾林同志共同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中之问题，后投入全国第一次戏曲会演之筹备工作，直到国庆节前夕，同赴北京，进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

此次会演，我省所带之剧目有《打金枝》、《蝴蝶杯》、《赠剑》、《捉放曹》、《明公断》等。获奖者:荣誉奖为乔国瑞，一等奖为丁果仙，二等奖为牛桂英、冀美莲、张美琴，三等奖为宋胜科、刘仙玲、王银柱、郭凤英等。山西代表团团长先为王中青副厅长，后改为何静同志。省领导计划将文化艺术工作从文教厅分出来，成立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在京会演约近一月时间，后各剧种在京公演若干场，各回各地。

从文教厅到文化局

1952年11月，我省代表回省之后，稍稍进行总结，代表团部分人员即在北肖墙甲字二号，筹备成立文化事业管理局，以何静同志为局长，魏东河同志为秘书主任，张振亚同志已南下工作，让我搞艺术工作，原艺术科之同志集中到科内。初由成力先同志当秘书，群众文化科由孙企平同志任科长，电影科由白纯瑞同志任科长，科技巡回展览队亦归到群众文化科。何静同志工作勤谨，上班从不迟到早退，春节过后，由北肖墙甲字二号搬迁至帽儿巷78号一座古旧的二层楼内办公，“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之牌子挂了起来。

整顿文工团，建立专业化团体。1953年文化局之第一大任务是整顿文工团，建立专业化团体。上年在会演将定之时，《人民日报》即登出文化部整顿剧团工作的指示，提倡专业化发展艺术。我省当时有省级文工团4个，即省文工一团、二团、总工会文工团、军区文工团。各地市文工队6个。文化部指示中规定:省内只许有国营话剧团1个，国营戏曲剧团1个。我省晋剧活动区域较广，华北局亦在山西戏曲界建一国营晋剧团。先将全省之文工团集中于省艺校学习指示。学习完毕，将省文工二团给了天津，省总工会文工团给了内蒙古。届时天津、内蒙古文化局均来人接去文工团。地市文工队，除晋南一文工团付于秦皇岛外，其余文工队大部分同志，加强了各地市之民营公办戏曲剧团。省文工一团改编为“山西省话剧团”，将太原市原有之“新化剧团”，派去干部建为“华北人民晋剧团”，市内原“晋声剧团”，派去干部进行工作，建成“山西省晋剧团”(后因大区建制撤销，华北晋剧团回归山西改为国营“山西晋剧一团”，原山西晋剧团更名为“山西晋剧二团”。

在组织整顿之后，积极进行剧目排练，两团皆进行白蛇传之排练工作，搞得比较成功。省话初排《小二黑结婚》，排成后先到阳泉市演出，群众尚不习惯这种艺术形式，局里汇去路费，才使他们回到太原。

何静局长风风火火，在任一年，至1953年底，提倡干部专业化，将他调至中央燃料工业部，之后杳无音讯，不知去向。1954年，即由秘书主任魏东河同志为首，守着已铺开之摊子。其他科室，风平浪静，惟艺术科春节前有民间艺术会演，在艺校举行数天，即是在魏东河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这年冬季进行全省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规模较大，住在海子边人民大礼堂，在山西大剧院进行演出。在演出剧目上，一是现代戏《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二是十八年不曾上演的北路梆子《哭殿》，轰动较大，此为会演中之两大盛事。会演中除郭汉城带的余从等若干同志来指导工作外，有田汉局长与安娥夫人来并观摩会演，住太原饭店。最后由省委史纪言秘书长为会演作了总结。就此一年没有局长，将就着把工作做了下来。

山西省第一部戏曲艺术影片《打金枝》摄制成功，是在1955年。是年初，建成省歌舞剧团。春季在省艺校举行了民间艺术会演，左权民歌手出现了刘改鱼，说唱盲艺人出现了董才元等。

不久江萍同志被任命为局长，长影来人共议决定拍摄《打金枝》戏曲艺术影片，初让我整理剧本，数日内已将《打金枝》原剧本与牛桂英《劝宫》唱词一起整理成本。后决定组织班子写文学剧本，由张万一等同志修改，我将此剧本资料，全部交与万一同志。待选就演员、演奏员及领导干部后一起去了长春。

在干部调动方面，将我调为群众文化科科长，高鹏同志调为艺术科副科长。适全国剧协举办戏曲剧本讲习会，一边讲习，一边帮助学员修改剧本。我请创作假，赴京参加学习，约70天，将石达开修改成戏曲剧本归来。当年文化部对群众文化抓得很紧，我即着手修改县里送来的各种典型材料，与高维德、王德俭、陈书文等同志一起努力，以一年多工夫将全省若干典型材料整理成册，经局长审阅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名曰《群众文化活动经验》。

“翻箱底、抖包袱”的收获。从1953年建立国营剧团以来，各地市亦建立了民营公办剧团，各县戏曲剧团较普遍地引起了重视。各县之民间职业剧团，县里亦派去团长、指导员，建立了党团组织。但基层剧团之干部与老艺人，因素质差异，常有矛盾产生。1955-1956年，经过多次鉴定演出，尤其是经1956年冬以芮城黄河剧团为重点，并调蒲剧若干老艺人参加之大规模的鉴定演出之后，全省戏曲干部戏看得多了，戏曲知识也广了，使干部与老艺人成为一家人了。

在鉴定演出之同时，在省艺校办了一个编导讲习班，全国剧协派刘乃崇同志一直参加到底，修改传统剧目与鉴定演出相辅相成，获益匪浅。至1957年春夏之交举行全省第二次戏曲会演时，出现了由《归宗图》修改之《薛刚反唐》，由《反登州》修改之《三家店》，由《麟骨床》改编之《文嫣》，由《忠孝节》改编《三关排宴》，屹立于舞台之上，观众赞声不绝。有的戏在全省推广开来。“翻箱底、抖包袱”，使戏曲界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