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 | 从评剧《路北游击队》看乌兰牧骑的红色叙事与戏曲表达

更新时间：2025-11-14 20:03  浏览量：1

今年，评剧《路北游击队》凭借其深厚的红色内涵与精湛的艺术呈现，成功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统筹安排下，11月份该剧开启了为期11天的巡演之旅，足迹遍布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赤峰三市五地，将红色故事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路北游击队》由宁城县乌兰牧骑创排并演出，这支队伍此次以戏曲为载体诠释革命记忆，既是一次生动的艺术实践，更是其延续六十载红色创作谱系的全新探索。事实上，宁城县乌兰牧骑在戏曲艺术领域有着扎实的积淀与亮眼的成绩：曾先后参加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十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且每届均有奖项入账；其创演的抗战题材评剧更是佳作频出——《烽火宁城》曾获评原文化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忠诚》则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从《烽火宁城》到《忠诚》，再到如今的《路北游击队》，宁城县乌兰牧骑始终在以戏曲语言解读革命记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而在这一系列创作实践中，一个核心命题也愈发清晰地凸显出来：作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如何让现代戏曲在承载红色叙事使命时，既能坚守历史本真、不偏离革命记忆的核心，又能贴近基层地气、契合群众的审美需求，更能树立鲜明的艺术特质、在戏曲舞台上形成独特风格？

乌兰牧骑的红色叙事：让红色史料在舞台上“活”起来，走进百姓心里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的殷殷嘱托，更已内化为乌兰牧骑刻在骨子里的创作基因。作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他们在戏曲创作中始终紧扣“地域特色”与“红色革命精神”两大核心。这份鲜明特质，在作品《路北游击队》里，不是对历史的简单照搬，而是乌兰牧骑独有的“创造性转化”——将沉睡在史料中的故事，转化为基层观众听得懂、有共鸣的舞台作品。而这种能力，正是“红色文艺轻骑兵”能够真正“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关键所在。

历史叙事“草根化”：让红色故事接足地气

乌兰牧骑的服务对象是农牧民与基层各族群众，宏大的革命叙事若脱离具体地域细节，极易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路北游击队》便精准把握这一核心，将叙事焦点紧紧锚定在黑里河地区的山川土地之间。剧本创作中，它主动摒弃空洞的抗战口号，转而深耕当地历史记忆——把“出荷粮”的沉重负担、“人圈”制度下的绝望处境等老辈人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搬上舞台。这些充满地域烙印的细节，成功让日寇侵略压迫的历史，从历史教科书上抽象的文字符号，转化为观众可触摸、能共情的真切疼痛。当舞台上，主人公裴文和说出“黑里河的石头都认得咱的脚印”这句台词时，这份“家门口的历史”瞬间唤醒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这既是乌兰牧骑立足地域特色开展创作的独特优势，更生动诠释了“红色文艺轻骑兵”始终坚持用群众语言、讲群众故事的初心与本色。

民族团结的“生活化”：以红色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的抗战史，本质上是各民族共御外侮、同心筑梦的团结史，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史。红色精神的传承离不开情感的共鸣，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正需要在这样贴近生活的红色叙事中落地生根。《路北游击队》中蒙古族村民乌恩的形象塑造，不是符号化的“民族团结象征”，而是将对同胞的赤诚、对家国的担当融入日常的有血有肉的草原牧民。他给游击队送去的不是“象征性粮食”，而是自家过冬的炒米——这份把“活命粮”分给战友的抉择，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彰显的是“同为中国人，共赴国难”的共同体情怀；他救治伤员用的不是“万能草药”，而是妻子娜仁精心炮制的接骨丹——这剂承载着草原智慧的药方，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生死与共的鲜活见证；面对日寇盘问，他用蒙汉夹杂的话语机智周旋，一句“我是放马的，只认得草和羊”的念白，既活画出草原牧民的淳朴与智慧，更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默契，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

这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生活细节的艺术处理，既符合宁城县蒙汉杂居、各族群众世代共生的历史真实，更精准践行了乌兰牧骑“以文艺为纽带，凝聚民族共识”的职责。当观众从乌恩的故事里，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你护我平安、我助你抗敌”的真切情谊，红色精神便不再是孤立的历史记忆，而是转化为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养分。在这样的叙事中，红色精神跨越了地域与民族的边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情感共鸣中愈发深厚，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戏曲表达“通俗化”：让红色情感直抵人心

面向的基层观众更习惯直白质朴的艺术表达。红色剧目《路北游击队》既坚守评剧“以唱传情”的核心特质，又针对性地进行“轻骑兵式”简化与适配：唱腔板式不求繁复多变，唯求情感鲜明真挚；唱词语言摒弃华丽雕琢，力求通俗晓畅、贴近生活。剧中，裴母痛斥日寇的快板唱段“狗豺狼占我家院，抢我粮”，字字通俗如口语，却在急促节奏中迸发出千钧之力；裴文和就义前的慢板唱词“草儿青又黄，盼儿归故乡”，没有复杂典故，却以父子思念的家常情感，让英雄形象瞬间贴近观众。这种“为基层观众量身定制”的戏曲表达，既保留评剧精髓，又契合乌兰牧骑“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演出特点，让红色情感借由唱腔直入人心。

从史料记载中模糊的“承平宁游击队”，到舞台上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路北游击队》的创作，清晰回答了“红色文艺轻骑兵”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红色叙事的问题——传承红色基因不是机械复刻历史，而是通过深挖地域细节唤醒集体记忆、注入民族温度联结情感共鸣、采用通俗表达降低理解门槛，最终让抗战的历史，转化为基层观众“看得见场景、听得懂情感、记得住精神”的身边故事。

乌兰牧骑的戏曲表达：让红色题材与戏曲形式“融”起来，适配基层需求

在乌兰牧骑的戏曲表达实践中，红色题材的“写实诉求”与戏曲的“程式美学”存在天然张力，而其“小队伍、大作为”的特质，更决定了无法依赖大型舞美与特效消解这一矛盾。红色评剧《路北游击队》的成功，便藏在“轻骑兵”式的戏曲表达智慧里——它不走大型院团宏大创新的路子，而是以“小成本、巧构思”为抓手，让红色题材与戏曲形式深度相融。这种本土化适配，既贴合基层因陋就简的演出条件，又在唱腔、情节中融入地域特色，让戏曲表达真正服务于基层需求，让红色故事借戏曲之形扎根百姓心间。

虚实相济：适配基层舞台的“轻量型”平衡

乌兰牧骑的装备“轻便灵活”，实景布景既不现实也不灵活。《路北游击队》索性以“大实小虚”策略破局：锚定历史核心“实”字为基，筑牢红色叙事的公信力；立足舞台呈现“虚”字为巧，精准适配基层演出条件。在历史框架上，剧组扎进宁城党史资料深耕细挖，“夜袭金沙台金矿”的时间、地点、参战人员均有据可考，裴文和“带伤指挥战斗”的情节源自烈士遗孀的口述，这种对真实的坚守，让基层观众由衷认同“这就是咱宁城的真事儿”。在舞台表达上，则全凭戏曲虚拟性“以简代繁”：游击队转移无需搭建实景山路，演员通过“绕场圆场”的台步配合马鞭挥舞的程式动作，便生动勾勒出“翻山越岭”的动态画面；日寇进村不必动用军车道具，“咚咚锵”的急促锣鼓点配以LED视频呈现，瞬间营造出“兵临城下”的紧张氛围。这种“轻量型”的虚实平衡，既巧妙规避了基层演出的硬件限制，又发挥了戏曲“写意传神”的艺术优势，让红色故事在简易舞台上依然能焕发出动人魅力。

程式解构：贴近群众认知的“人性化”英雄

基层观众对英雄的认知，往往始于“身边人的模样”。乌兰牧骑深谙此道，《路北游击队》的英雄塑造跳出“高大全”窠臼，以“程式解构+情感注入”的方式，让英雄回归“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正是乌兰牧骑“懂群众、爱群众、心系群众”的创作体现。裴文和的形象塑造最见功力。他不是“刀枪不入的战神”，而是会饿、会疼、会想家的队长：下山筹粮时，战友塞给他冻土豆，他推让时微微颤抖的手，是生活化动作对程式僵硬的消解；深山养伤时，他摩挲着儿子的虎头鞋唱“爹欠你一顿年夜饭”，唱腔里的哽咽气口，是情感对程式的赋能。这些细节让英雄不再遥远，让红色精神的传递更具穿透力。

意象转换：契合地域审美的“诗意化”战斗

游击战争的“流动性”与草原审美的“诗意性”存在内在契合，《路北游击队》并未采用写实化的武打场景呈现战斗，而是将战斗转化为符合草原上的农牧民审美期待的舞台诗——这不仅是戏曲表现力的突破与拓展，更是“红色文艺轻骑兵”对地域审美精准把握的生动体现。“伴唱+造型”的艺术组合，让战斗场景充盈着草原特有的雄浑气势。“大营子突袭战”中，没有刀光剑影的对打，而是以“骏马踏碎豺狼梦，红旗插遍黑里川”的伴唱开篇，演员组成“箭头阵”、“合围阵”的造型，将草原儿女的英气与战斗的激烈融为一体。这种艺术处理既规避了传统武打场面可能出现的杂乱感，又以群体造型所凝聚的视觉冲击力，精准契合了基层农牧民群众对“气势”的审美追求。而“心理外化”的表达手法，则为战斗注入了浓郁的人性温度。当游击队被围困于深山之时，剧本并未将笔墨聚焦于日寇的凶猛残暴，而是将叙事重心转向队长裴文和的内心世界——他凝望远处袅袅升起的炊烟，唱起“炊烟起处是家乡，我必护它万年长”。迂回婉转的唱腔，将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巧妙转化为对故土与家园的深情眷恋。这种从“战斗本身”到“战斗初心”的叙事转换，让农牧民观众从“保家卫国”的深层情感共鸣中领悟战斗的意义，比单纯的武打场面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乌兰牧骑的融合实践：红色叙事与戏曲表达面临的挑战

在红色叙事与戏曲表达的融合实践中，乌兰牧骑始终在探索中寻求突破，但受限于基层创作资源的有限、排练条件的简陋，以及专业编剧、戏曲表演、舞美设计等关键人才的储备缺口，其作品的红色叙事仍面临着从“故事呈现”向“精神共鸣”跨越的现实挑战。深入剖析这一挑战的本质，其根源在于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核心属性——即服务基层的“便民性”，与艺术创作追求思想深度、艺术精度的“深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具体而言，一方面，为适配基层演出的流动性需求与简易的舞台条件，作品不得不控制篇幅长度、简化舞美呈现、降低表演复杂度，以此确保能快速落地、便捷演出；另一方面，红色叙事的深化又迫切要求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系统阐释红色精神内涵、丰富艺术表达层次，从而实现从“讲好故事”到“传好精神”的升华。二者的诉求差异，使得平衡成为难题。而这一矛盾并非个例，更是全区乌兰牧骑在红色题材创作中普遍面临的共性困境。即便如《路北游击队》这类作品已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突破，却仍因上述现实制约，难以推动红色叙事与戏曲表达的融合实践向更深层次推进。

在人物塑造上，受乌兰牧骑“一人多角”（一专多能）的演出模式与演员资源限制，呈现“主角亮、配角弱”的问题：主角裴文和、乌恩因戏份集中、刻画篇幅充足，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饱满，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李青山、王桂兰等配角的塑造则明显欠缺深度与层次，未能与主角形成有效呼应，最终未能达成“主角立得住、配角有记忆”的群像效应。对此，建议为每个角色打造“专属记忆点”——比如让李青山的形象兼具“传递使命”的庄重与“关心战友”的烟火气，通过一句家常问候或一次细节叮嘱丰富人物层次；建议让王桂兰的复仇动机更鲜活可感，借助回忆片段展现父女情深，让其行动逻辑更具情感支撑，从而让红色群像真正鲜活起来。

叙事节奏上，为呈现游击队11年发展历程历史事实的完整，导致“铺得开、收不拢”——前半段“组建游击队”的铺垫过长，后半段“大营子被袭——裴文和就义”的高潮略显显得仓促，特务樱子的身份暴露仅以简单情节带过，悬念不足，裴文和与战友的诀别的悲壮情怀未能充分释放，难以引发观众深层共鸣。破解这一问题，建议用“以点带面”替代“全景铺陈”，删减冗余的背景铺垫，让每一场戏都“抓人心、有高潮”。

事实上，乌兰牧骑的红色叙事不是简单的“戏曲+革命故事”，而是“轻骑兵传统+红色基因+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路北游击队》的探索恰恰说明，内蒙古的红色戏曲，既要有“把英雄唱给农牧民听”的亲民底色，用通俗易懂的表达传递红色精神；更要有“草原各族儿女述壮志”的地域特质，让地域文化的精髓融入戏曲唱腔与舞台呈现。唯有实现这种“形神兼备”的融合，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才能真正在草原上踏歌前行，让红色精神伴着婉转戏韵与悠扬马头琴声，在内蒙古的广袤大地上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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