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剧展：全面抗战期间的戏剧盛会

更新时间：2025-10-31 11:05  浏览量：2

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与会人员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前合影

西南剧展演出桂剧《木兰从军》剧照

1944年春天的桂林，在这个西南城市，一场空前的戏剧盛会即将拉开帷幕。2月15日至5月19日，来自桂、粤、湘、赣、滇五省32个文艺团体、935名戏剧工作者齐聚桂林，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短短几个月，他们上演了79个剧目，其中话剧32个，桂剧9个，京剧26个，还有歌剧、湘剧、民族歌舞、杂技、魔术等节目，总计演出170场，观众达10万人次。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惊叹地写道：“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中国处在极度艰辛环境下，而戏剧工作者还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西南剧展之名由此传开。它不仅是一场艺术活动，更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一次精神集结，汇聚了以田汉、欧阳予倩为代表的一批知名戏剧家，也见证了共产党人团结争取新桂系集团共同抗战的一次重要合作。

战火中的“文化城”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前，桂林只不过是一座人口不足七万的边省城市。随着新桂系当局将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剧院与戏场陆续兴建。地理多样性让广西自古戏种繁盛，桂剧、彩调、唱灯戏随民风流传，加上商旅云集、戏班辗转，广西遂有“南国梨园”的基础。五卅时期，群众运动兴起，中共广西梧州支部曾组织当地学校建立学生演剧队，新桂系当局亦将戏曲、话剧视作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1936年，广西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成立国防剧社，由曾任中共梧州支部宣传干事的李文钊负责。1937年1月，国防剧社组织公演队前往广西各区民团指挥部，演出田汉导演的抗日独幕剧。这一系列的演出，是一次依托广西民团组织，借助话剧在全省范围内发起的一场抗日动员，也是新桂系当局意图展现的抗日姿态。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战事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内地剧团南下桂林。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不仅来自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南等省市的难民通过湘桂铁路或海路来到桂林，广东和香港的难民也沿着西江来到桂林。1940年，桂林的人口激增到40万人以上。此外，由于战争阻碍交通，从东南各省到陕北延安，或由重庆到新四军根据地都要经过桂林，致使许多左翼文化人士在桂林停留。1938年11月，中共《救亡日报》社从广州迁到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几乎同时成立。12月，《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成立，由郭沫若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抵达桂林，第三厅辖下的由田汉领导的平剧宣传队也在翌年4月来到桂林。以中共为代表的左翼影响力在桂林迅速提升。

与此同时，国防剧社改组为国防艺术社，趁机邀请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创作新剧本、改造旧戏曲。1938年12月27日，国防艺术社组织战时文艺工作者联谊社，李文钊担任主席，艾青等文化人士担任理事。不久，在文艺工作者联谊社的基础上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每周定期举办座谈会、茶话会以增进各种艺术团体的交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中共发起。

1939年，由《救亡日报》社社长夏衍导演的话剧《一年间》，在桂林获得轰动效应，而主要的演员便来自国防艺术社。新桂系高层对于这些活动基本秉持支持的立场。每当桂林成立新的社团，白崇禧、黄旭初等高层往往会到场祝贺致辞。曾任第五届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被视为桂系“老人”的李任仁甚至愿意为中共在桂林的外围组织站台，挂任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会长、桂林文化供应社董事会董事长。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亦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积极联络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为左翼文化团体在桂林的活动提供便利。应当说，共产党人与新桂系双方共同塑造了桂林“文化城”的景观。

左翼文艺在曲折中发展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立了防共限共的方针，严格限制左翼文化活动。7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密函国统区各地党部，要求取缔左翼文化团体，桂林“文化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全面抗战中后期，不少中央机构迁到广西，且在广西设立下辖机构。蒋介石在重庆设立的中央训练团也不时命令桂方官员前来受训，借机拉拢他们的同时又指派CC系加紧向广西党政高层渗透。1940年2月，中统对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为首的五个桂林文化团体展开调查并限制这些团体的活动。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出台《戏剧电影审查办法》，要求公演前，包括话剧在内的一切剧本需呈送该部审查，如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现政府之措施者，一律予以禁止。随着国共在各地的摩擦冲突升级，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准备好随时撤退。“皖南事变”爆发后，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在内的中共机构和众多文化人士纷纷撤出桂林。

另一方面，大量以抗日动员为导向的话剧演出也遇到了瓶颈。1938年，受邀前往桂林改造广西本土曲艺的欧阳予倩便发现，国防艺术社和南下剧团的剧目，存在着故事线索单一、演出时间较短、演员演技粗糙的普遍问题。他直言，目前的话剧“没有一个相当的戏足资纪念”以反映当下的战争。1942年，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李文钊、洪深等在桂林召开“新形势与新艺术”座谈会，讨论新剧本的创作。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截至目前仍没有一部话剧能超过曹禺《雷雨》的质量。当地群众对话剧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更喜爱地方戏曲。

随着国民党CC系进一步渗透广西宣传部门，国防艺术社最终被解散。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欧阳予倩担任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原国防艺术社成员转而加入艺术馆队伍。对仍留在桂林的中共文化人士而言，艺术馆也成为他们展开活动的新据点。艺术馆的合法性为在坚守桂林的中共文化人士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的七年里，在田汉、夏衍等中共文化人士的帮助下，欧阳予倩共创作或改编了九部桂剧，整理了四部桂剧，其中《梁红玉》和《桃花扇》都创造了绝佳的上座率，甚至连站票都一售而空。这两部桂剧通过借古讽今的方式，歌颂爱国反侵略的民族情操，塑造了梁红玉、李香君等女英雄形象，展现出全新的性别观念，并将个人英雄主义和人民战争作了恰当的结合。

西南剧展的筹备与开幕

西南剧展的发起，欧阳予倩和田汉是最初倡议者。1943年冬，广西省立艺术馆即将落成，欧阳予倩与田汉、熊佛西等人聚在一起商议：何不趁剧场新建，邀各地剧团来桂林交流，以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恰逢新中国剧社从湖南巡演归来，众人便倡议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会。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各地剧团的热烈响应。不少剧团如抗敌演剧四队、七队、九队、新中国剧社，皆设有党组织，使剧展主持者的提议能迅速得到响应，顺利地加以实施。

1944年春天，尽管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已处在胜利的前夜，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却仍处艰难时刻，西南剧展正式开幕。开幕戏是欧阳予倩编导的桂剧《木兰从军》，寓意深远。此后，歌剧团轮番登场——话剧《茶花女》《日出》《塞上风云》《牛皮山》《献貂蝉》，歌剧《军民进行曲》，傀儡戏《小红帽》，还有民族歌舞、杂技、魔术等节目，桂林成了名副其实的“戏剧之都”。

剧展期间，省立艺术馆三层楼还设有戏剧资料展，展示剧照、手稿、脸谱、化妆模型等珍贵资料，甚至展出了从苏联空运来的戏剧照片和由美国神父赠送的莎士比亚时代舞台模型。三万多名观众前来参观。此外，还特别展出清末唐景崧编写的桂剧剧本《看棋亭杂剧》，以凸显广西地方戏的保存价值。

剧展的高潮，是欧阳予倩创作的新话剧《忠王李秀成》。此前，“左联”党团书记阳翰笙创作的话剧《李秀成之死》，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演出五十八场，获得好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借左翼色彩浓厚之名，要求禁演。然而，欧阳予倩借鉴《李秀成之死》而写就的新话剧《忠王李秀成》却在广西上演。桂林正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新桂系曾在广西各地建立太平天国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学校，因此当局支持这一题材，而默许《忠王李秀成》有意无意间对重庆方面的讥讽，也微妙地体现了新桂系欲图同蒋介石争夺政治话语权。

西南剧展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新桂系的支持。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剧展会长，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李任仁担任名誉会长。西南剧展可谓是中共在文艺领域实现的一次成功的统战。尽管剧展筹备匆忙，经费亦少，但这场盛举在政治上增强了抗日信心，在文化上展示了七年来艺术探索的成果。

此后不久，战争的硝烟再次笼罩西南，剧人再度辗转他乡，省立艺术馆毁于战火，但西南剧展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未曾消失。它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集结，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与地方力量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精神共鸣。正如田汉为剧展的献诗中写道：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

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

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