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吃中餐听京剧，读《道德经》，崇拜李白 | 译者专访

更新时间：2025-10-09 20:57  浏览量：3

记者：你当年是坐火车去的匈牙利吧？

余泽民：对，1991年10月16日，从北京站国际站台出发，经蒙古、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后抵达匈牙利，路上并不顺利，在莫斯科滞留了三天。本来，我去匈牙利是投奔一个大学好友，但颠簸了十天火车到达后，才知道他三个月前就已去了奥地利，好在他托了一个熟人到火车站等我，直到站台上的人散尽，一个北京小伙子拿着一张我的照片走到我跟前……就这样，我们像特务般接上了头。他直接带我从布达佩斯带到了南方小城塞格德，在那里的一个私人诊所，把我交给一个既不会英文，也不会中文的匈牙利大夫。我就这样被孤零零地丢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

记者：这六年里，你一直在诊所工作？

余泽民：我在诊所只工作了不到半年，因为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也就失去了工作。后来有一天去上班，我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就坐在那儿就哭了。从1992年的2月份开始，我可以说是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里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是感到绝望，前行无路，后退无方，生活拮据，举目无亲，整天将自己囚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进出的脚步重了一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怕得失眠，饿得想哭，闷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少年时幻想的折磨变成了现实。

记者：那这段时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余泽民：靠年轻，靠朋友。日子很难，但总能发生新鲜事，荷尔蒙支撑着年轻的好奇心。记得92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坐在开向悬廊的方窗前发呆，突然有只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脸。我认出，这是彼得，一个瘦高、长发的艺术青年，接连两年都没考上美院，跟我是在酒吧里认识的。他听说我已经几天没有出门，出于担心跑来看我，并抱来一团雕塑用的泥巴，他说：“你要是闷了，就捏点儿什么吧。”这团泥巴可是救了我的命。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差不多将全部时间、能量和情感都倾注到了这团胶泥里，捏了许多小泥塑。现在，它们摆在我家里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感恩。一晃又到了这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回到住所，看见门外放着一大麻袋沾着泥块的土豆和一张字条，字条是朋友伊米写的，土豆是他刚从自家菜园里刨出来的。就是他带来的这50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那个凄惶的冬季。当然，在塞格德的头三年，我一直是跟来自乡下的三位匈牙利大学生一起住，两个英语专业，一个是医学生，为了我能交得起房租，他们想方设法帮我找工作。到了暑假，他们都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我流落街头，就轮流把我接到他们各自的家里住。于是在这期间，他们教我学匈语，我到塞格德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就翻着匈英字典教了我一首诗——尤若夫·阿蒂拉写的《纯洁的心》，二十多年后，我居然翻译了这位大诗人的诗集。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们又教给他一首歌——《假如我是一枝玫瑰》，这首歌在冷战期间曾经被禁，被人称做“第二首国歌”，我后来把这首歌词也翻译成了中文。再后来，我被聘为北二外的特聘教授，我给匈语专业的学生们讲课，其中一课就讲这首诗和这首歌。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来匈牙利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本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匈牙利语的书看不懂，其他中文书又没有，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文的《在路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看完，可能冥冥中有注定，如果我当初借的是一本惊悚小说，没准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在我靠着朋友接济的状态下读到这本小说，让我感觉到人在最失落的时候，如果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那就还有价值。后来的那些年，我又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下素材。所以我把《在路上》看成我流浪日子里的生活圣经。现在回想起来，直到出发，我居然没查过世界地图！当我在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跳下站台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说来我从来都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能够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记者：所以刚前面说你和匈牙利之间有命定的缘分。

余泽民：重要的是，我在匈牙利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帮助了我。在塞格德期间，我认识了在民族历史公园担任副馆长的阿格奈丝，曾是舢板冠军的鞋商布什，大学教授鲍洛提一家，还有曾竞选市长的科汗医生等。我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艾丽卡，正是在我的影响下，她爱上中国文化，并在1996年考上罗兰大学中文专业，我和她也是在那一年一起从塞格德搬到了布达佩斯。我尤其得说，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在塞格德大学教书的海尔奈·亚诺什先生，他是文史学家和出版家，著名文史杂志《2000》的创刊人。我刚到塞格德不久，他来诊所找我看病，就这样认识了，在我最难的时候，他收留了我，不仅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还让我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朋友，他后来还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出版了《道德经》《易经》，我帮忙手写了书中的中文部分。再后来，我和我妻子艾丽卡又帮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其他国内出版社向匈牙利推广中国图书，我们又和亚诺什合作出版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中国年画集萃》《汉字》《中医关键词》和《中华文化与思想术语》系列。这都是后话了。正是在他家里，1993年初春，我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也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我跟他算是一见如故吧，当时在窄长的厨房里，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每人手里攥一瓶啤酒，交谈的时候要侧过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两年前的中国之行，回到匈牙利后，他写了一本题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散文集，并且迷上了中国文化，他吃中餐，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都会不自觉地提到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得投机，他邀我回家小住，连夜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从那之后，我就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我在他家遇到过著名导演塔尔·贝拉、凯尔泰斯和艾斯特哈兹，还有后来我翻译的《垃圾日》作者马利亚什。拉斯洛喜欢李白，说很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随同翻译，和他一起走了近十座文化名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加深了情谊，他也深受触动，后来还把我写进了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拉斯洛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我们在中国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我自然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恰巧当时我的房东亚诺什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他给了我一本。就这样，我艰难地读了起来。

记者：这该不会是你读的第一本匈牙利图书吧？

余泽民：是吧，至少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匈语书。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读不写，只会听和说。所以，拿到书翻开第一页，看到的全是不认识的词，再往后翻，好不容易翻到一页好像认识的词多一点的就开始读，每天一边查字典一边读这本书，读了一篇之后我就想不如把它翻译出来，毕竟单单把词翻出来也读不懂，必须串成句子才行，所以我就试着翻译了其中的一篇《茹兹的陷阱》，只是8000多字，却是花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后来这篇译稿发表在2016年《小说界》第1期。我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撒旦探戈》的译者。不管怎样，也正是这个短篇小说，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读匈牙利语的小说和读中文小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是因为作者的文字和其他作者明显不同。当初我翻译他的作品仅仅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关系，我并不知道他的文字是匈牙利作家中最难的、最特殊的。我想我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一开始读就读了匈牙利最难的文学作品，也是匈牙利最好的作家的一部作品。翻译完成之后我很兴奋，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表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只要有点钱我就去书店买匈牙利语的小说，没人告诉我哪本好，我就先看封面，再看是不是短篇小说集。两年期间买了很多短篇小说集，读几篇就翻译几篇，翻译了有三四十位不同作家的不同小说，这算是我的翻译练习期。而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深度阅读，对我来说更是语言训练，我逼着自己读匈语。我想这是老天有眼，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基础，或者凯尔泰斯提前两年获奖，那么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记者：绕了一大圈，总算是搞清楚你是怎么走上翻译道路了，那就说说心得体会。

余泽民：2017年，当我荣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时，颁奖词里有句话说：“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我非常喜欢这个评价。这二十年来，我确实以一己之力将当代匈牙利文学“搬”到中国的。现在粗算一下，我翻译出版了约三十部书，如果算上在杂志里发表过的，总共译介过近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五分之三是匈牙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疯狂。2023年，我翻译的匈牙利诗人图尔茨·伊什特万的诗集《到清晨我们就会老去》获得“1573国际诗歌奖”，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文学活动上，图尔茨这样将我介绍给其他作家、诗人，“如果你们想去中国，必须经过他那扇门”，我从这句话里获得很大安慰，感到所有的努力都有价值。我还想说的是，我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能代表当代匈牙利文学最前沿和最高水平的名作。文学性高，但并不意味着畅销，但我翻译这些作品乐在其中。大体上说来，我特别重视原作的音调、音色、节奏和质感。我在翻译的时候，尽量潜入作者肌肤，想象自己是作者的中文化身，或者说自己是会中文的原作者，这样去选词酌句，力求在中文译本里对原作进行最大程度地还原。《撒旦探戈》中文版出版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说，这部《撒旦探戈》，中国读者读到的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他写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都是他选择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语句结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的风格！”他过誉了，但也可以说，他从作者的角度呼应了我的观点。之后我还翻译了他的《反抗的忧郁》《仁慈的关系》，刚又翻译好《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顺利的话今年就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