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台下鼓掌？日记里的清末广东戏曲与地方势力崛起

更新时间：2025-09-29 18:55  浏览量：1

老读者都知道，我没少写杜凤治 —— 这个在广东做了 14 年知县的浙江人，除了写日记，其实还爱看戏。他自己在北京候职时就迷京戏，到广东还嫌本地戏 “行头没京戏亮，功夫没昆腔细”，可总督府的戏宴他场场不落。他那本近 400 万字的日记里，写了不少广东戏的事，还非常细致。

有多细致呢？你看他记的：戏台搭多宽、戏班开价多少、总督借寿宴捞了多少银子，连女伶被官员霸占的案子都偷偷记下了。

也是巧了，杜凤治 1866 年到广东当广宁知县，1880 年才离开，正好又赶上广东戏改朝换代 —— 早先都是外省来的 “外江班” 撑场子，后来本地的 “广东班”（粤剧前身）慢慢占了上风，杜凤治刚好这个转折的过程也记下来了，绝对值得一看。

壹

现在说粤剧是广东的 “文化名片”，可清末那会儿，广东的戏坛先是 “外江班” 的天下。所谓外江班，就是从江苏、安徽、湖南等地来的戏班，唱昆腔、徽调，行头讲究，演技也扎实。乾隆年间广州建了 “外江梨园会馆”，光登记的戏班就有昆班、徽班、湘班等六七个省的，那会儿 “凡城中官宴、赛神，都得请外江班”，民间想请还请不起。

杜凤治刚到广东时，外江班还没完全过气，但风头已经不如本地班了。转折点全在官员的 “口味” 上 —— 尤其是官太太的喜好。比如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瑞麟的太太说 “不爱看外江班的桂华班，就爱看广东班”，杜凤治赶紧把本地最火的 “普丰年” 班叫到总督府内院演；没过几个月，瑞麟自己办宴，直接点了 “普丰年”“周天乐”“尧天乐” 三个本地班，连外江班的面都没给。

官员一捧，本地班立马就火了。民间也跟着变，当时有首《羊城竹枝词》写 “看戏争传本地班，果然武打好精娴”，连乡下赛会都要请本地班。杜凤治在南海石湾见过四班本地班一起演，“戏台搭得比房子还高，七八个台一起唱，热闹得很”。

外江班倒也没完全消失，还有少数官员爱听。比如旗人海关道崇礼，每次请客必演外江的 “女档子班”（女伶班）；按察使恒祺升布政使，还特意请假三天，在署里自个儿听昆腔，说 “这老旦的腔，京苏两地都比不上”。但这些都是少数，大多数官员眼里，本地班才是 “排面”—— 毕竟总督都捧，谁还敢对外江班热络？

粤戏

本地班还分三六九等，“普丰年” 是头牌，“周天乐” 第二，“尧天乐” 第三，排名都是官员私下定的。瑞麟看戏 “非周天乐不看”，要是这班去乡下演出了，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得立马发签把班主叫回来，“官差比什么都大”。

戏价也差得离谱：尧天乐给官员演，一天才 40 块洋银（加小费也就 50 块），可给民间演，一天就要 200 两白银（约今 20 万）；当然，戏班子也不是纯吃亏，光绪三年，头牌 “翠山玉” 班在官山演了四日五晚，拿了 1200 两，班里名角刘立苏一年能赚 2500 两，比杜凤治的养廉银还高 —— 官员压了戏班的价，却让戏班有了“范儿”，名头大了自然更好赚钱。

贰

那官员为什么这么爱看戏呢？因为清末广东官场的戏，从来不是 “看戏” 那么简单。

寿戏、节庆戏、迎来送往的戏，名义上冠冕堂皇，实则全是官员捞钱、拉关系的由头，埋单的全是衙门，到头来又都落在老百姓身上。

最常见的是 “寿戏”。两广总督瑞麟是个戏迷，更是个财迷。他以前还装样子，借母亲寿辰收戏，同治十年他 65 岁，干脆自己办寿，先推辞了几次，等属僚们 “再三恳请”，才 “勉为其难” 让杜凤治在炮局搭台，连演三天。

瑞麟

戏完了，瑞麟直夸 “戏好、灯好、菜也好”。能不好么？换谁来都得说声好，毕竟送的礼物都塞满三间屋子啦！官员们送的金银珠宝、绸缎古玩，加起来值几万两。更过分的是，他后来又说 “要还席”，再演三天，戏台、戏班、宴席还是两县出钱，他一分没掏，还落了个 “体恤下属” 的名声。

瑞麟一带头，下面的官全跟着学。按察使孙铸为了讨好巡抚张兆栋，牵头给张母办寿，叫上司道和两县凑钱，送了三天戏，还特意找外江班伺候女眷；学台章鋆给母亲办寿，演了三天还不够，又加了两天；到后来，连将军长善都以 “嫂太太” 的名义办戏宴，彻底把 “敬老” 的遮羞布撕了。杜凤治在日记里吐槽：“以前还找老太太当借口，现在连借口都懒得找了，全是为了收礼！”

除了寿戏，“节庆戏” 也没少折腾。慈安皇太后寿辰，瑞麟在总督署演三天，第一天请三司、粮道，第二天请将领，第三天请幕友，吃的喝的、戏台的彩棚，全由两县 “备办”，花了近千两；

同治帝大婚，瑞麟又在万寿宫搭棚演戏，“悬灯几百盏，彩棚从门口搭到内院”，光戏班就请了三个。春节更疯狂，瑞麟在炮局办团拜戏，戏台 “搭了五间房那么宽”，陈设华丽，却只演一天，杜凤治心疼钱：“好几天才搭好，就用一天，太浪费了！” 可瑞麟不管，还定了规矩，每年正月都要连演三天。

官员离任、到任，也得演戏。同治十二年五月，海关道崇受之要走，省里 “各大宪” 先在炮局演了一场，府厅和两县又演一场，最后崇受之自己还 “还席” 演一场，三场戏花了两县 1500 多两。杜凤治抱怨：“以前送主考、学台哪用演戏？都是瑞麟惯出来的毛病，两县快扛不住了！”

这些戏的钱，表面上是两县出，实际上全是从百姓身上刮的。杜凤治当南海知县时，每年给总督府的钱里，光戏宴就占了三成，巡抚府、按察使司也各有份，加起来一年要花 18000 多两。为了凑钱，他只能压商户，连乡下卖茶的，都要多交 “戏捐”，具体捞钱手段之前的文章里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叁

官员把戏当幌子，戏班和伶人却活得难。顶级的本地班还好，能靠官员撑场面，小戏班和女伶，简直是任人拿捏。

杜凤治在罗定见过一个叫 “大喜班” 的小戏班，全班就六男五女，雇了条 “大河头红船”，在肇庆、梧州一带转，赚点辛苦钱。同治十三年，这班到罗定，找杜凤治求演出，说 “回去没盘缠了”。

杜凤治可怜他们，让搭个小戏台，演三天给 46 块洋银，还赏了点猪肉、麦包。结果演了两天，当地士绅想再演三天，杜凤治心有顾虑，直说怕 “女伶招坏人”，没同意，只让他们多演一天就走 —— 小戏班就是这样，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杜凤治会有顾虑？因为清末广东官场 “狎女优” 成风，官员把女伶当玩物，根本不把她们当人。瑞麟有三房太太，还总让跟班 “把班中小旦全叫过来陪酒”，杜凤治看了都感叹 “言行不一，真让人看不懂”。当时的 “档子班”（全是女伶），名义上是演戏，实则和妓女差不多，官员说叫就叫，想占就占。

同治十二年，清饷局委员张仲英因为迷恋一个女伶，和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次年三月，广州 “连善堂” 班的名角小凤，被一个官员拐走，再也没露面；大喜班的当家小旦采莲，两度被官员霸占，最后被抛弃，只能流落街头。杜凤治也查过 “女优侑酒” 的事，可他不敢动官员，只能抓几个跑堂的意思一下，“官场都这样，真查了，我这知县也别当了”。

就算是顶级班的名角，也得看官员的脸色。“普丰年” 班的旦角立新仔，演得好，官员都爱点他的戏，可要是哪个官员不高兴，说不让他演，他就只能在家待着。杜凤治日记里写，有次布政使看立新仔不顺眼，说 “这戏子太傲”，结果 “普丰年” 一个月没敢让立新仔登台 —— 名角尚且如此，普通伶人更别提了。

肆

官员天天看戏、办戏宴，那百姓呢？事实上老百姓连看戏的资格都没有，偶尔办个民间演剧，还常会被官员以 “滋事”“耗财” 为由禁掉，非常生动的展示了什么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末广东百姓穷得叮当响，一个长工一年才赚 10 两银，够两口人勉强吃饱，哪有钱看戏？可再穷的日子，土里刨食的百姓也得喘口气 —— 就算买不起戏票，蹲在戏台子底下听两嗓子，闻闻油彩味儿，也算给苦日子添点人烟气。

1909年的一场戏

杜凤治在乡下见过，有的农民为了看一场赛会戏，得卖半袋粮食；有的小孩趴在戏台底下看，被差人赶得满街跑。

可就算老百姓凑钱演场戏，官员也不乐意。杜凤治在广宁时，澳边乡的百姓办演剧，还搞龙舟赛，他立马下禁令，“拆戏台、逐戏班”，还让耆老写 “永不再演” 的保证书。结果没过多久，百姓又偷偷搭台，杜凤治气得亲自去，“把戏台拆了一半，抓了三个耆老杖责”，说 “再敢演，就烧你们的房子”。

他还拿 “治安” 当借口。东莞有次赛会演戏，不小心烧死了七八百人，杜凤治就到处说 “民间演剧必出事”，之后只要乡下有演剧，他就派差人去巡夜，“一有动静就抓人”。可他自己在广州办戏宴，却从不管什么 “治安”—— 总督府的戏宴上，官员们喝酒、闹戏，甚至调戏女伶，他都当没看见。

更讽刺的是，官员禁民间演剧，说 “耗民财”，可他们自己办戏宴，花的钱比民间演剧多十倍、百倍。光绪二年，南海石湾百姓办 “打醮” 演剧，花了 2000 多两，杜凤治说 “太浪费”；可同年瑞麟办寿戏，花了 5000 多两，他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伍

这广东戏台上的热闹，说到底是场权力的游戏。台上锣鼓喧天，唱的是忠孝节义，台下暗流涌动，争的却是谁说了算。

那外江班的昆腔徽调，行头讲究，唱词文雅，是乾隆以来官场认可的“正声”，代表着京城和中央的体面。可到了瑞麟这帮军功出身的督抚手里，这套“雅乐”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晚清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

他们长年在地方剿匪平乱，手握重兵，对京城那套虚文缛节早就不耐烦了。瑞麟太太一句“不爱看外江班”，不过是捅破了窗户纸——总督大人自己，恐怕也更爱本地班那股子泼辣鲜活的劲儿。

于是，风向就变了。捧哪个班，压哪个班，不再是听戏，而是站队。瑞麟点名“周天乐”，下面的大小官员就得跟着捧；旗人崇礼偏要听外江“女档子”，那是他作为海关道、接近洋务的“特殊身份”在硬撑。

杜凤治心里明镜似的：当官的口味，就是官场的风向标。外江班的衰落和本地班的崛起，背后是地方督抚势力越来越不买中央“雅文化”的账，要搞一套自己说了算的“俗排场”。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瑞麟这些满清大员，本是朝廷体统的维护者，却亲手用代表“本地”和“世俗”的广东班，拆了象征“中央”和“风雅”的外江班的台。他们在这俗世的喧闹中，找到了更实在的权力快感。

只是他们没想到，这戏台一旦让给了“本地”和“世俗”，话语权可就难再收回来了。被他们捧起来的广东班，后来在革命党人手里，唱起了《梁红玉擂鼓》《荆轲刺秦王》。

官员们当初只顾着用戏台摆自己的排场，却忘了戏文能唱忠孝，也能唱反叛——他们把文化的权柄从“雅”下放到“俗”时，就等于给未来的革命，提前搭好了舞台。这台下的权力游戏，最终玩砸的，还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