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的拓荒者

更新时间：2025-09-28 10:39  浏览量：1

1927年6月2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学者缓步走向湖心，纵身一跃，惊碎了夏日的涟漪。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绝笔，将生命的终章定格在五十一岁。这位自沉的学者，便是被梁启超誉为“学界重镇”、陈寅恪称为“文化神州”的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以“通人之学”贯通文、史、哲、古文字诸领域，在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以实证精神与哲学思辨重构中国学术范式，为近代国学奠定了科学根基。其学术如星汉灿烂，其人格若松柏端方，堪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

一、生平轨迹

（一）少年孤苦：

王国维生于海宁盐官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父王乃誉，工书画、善鉴古，虽未入仕，却以“读书当求实用”的家训影响幼子。王国维幼年丧母，由父课读，十岁通《文选》《楚辞》，十二岁作骈文数百言，展露早慧。然家道中落，他十七岁中秀才后，屡试乡举不第，遂绝意科举，转而研读新学。

青年王国维的求知欲如饥似渴。他在《自序》中回忆：“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这种矛盾促使他遍览哲学、文学、史学译著，从康德、叔本华到尼采，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严复的“天演论”，西方思想的输入与他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交织，为其学术奠基埋下伏笔。

（二）东渡扶桑：

1900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开启了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期间，他并未专注自然科学，而是借罗振玉藏书广泛涉猎，尤其沉潜于哲学与美学。他翻译《教育学》《心理学》等书，撰写《哲学辨惑》《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学互参，提出“美育代宗教”的早期思考。

留日期间，他完成《人间词话》初稿，以“境界说”革新传统词论；又著《红楼梦评论》，首次用西方哲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典小说，标志着其学术从“文艺鉴赏”向“理论建构”的跃升。罗振玉曾评：“静安之学，由哲学而文学，由文学而小学，由小学而经史，层层递进，如凿井得泉，愈深愈甘。”

（三）归国治学：

1906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返国，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开始系统整理古籍。辛亥革命后，他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五年间校勘甲骨、考释金文、研究敦煌文献，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宋元戏曲考》等里程碑式著作。这段“避世著述”的时光，使其学术脱离政治干扰，臻于纯粹。

1916年归国后，王国维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他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主讲《古史新证》《说文解字》等课。他提倡“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为中国史学研究开辟新路径。

（四）自沉之谜:

1927年，北伐战争逼近北京，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关于其死因，众说纷纭：或云殉清，或云畏祸，或云学术理想破灭。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深层解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

二、学术成就

王国维的学术如“百科全书”，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哲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其核心特质是“实证与思辨并重，传统与现代交融”。

（一）文学研究：

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以《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考》为代表，前者革新词论，后者开创戏曲史学科。

《人间词话》突破传统词话“摘句评词”的局限，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前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后者“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采菊东篱下”）。这一理论融合叔本华美学与中国传统意境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范式。

《宋元戏曲考》则终结了“元曲小道”的偏见。王国维考订元杂剧的起源、作家生平与作品版本，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他统计现存元剧118种，考辨作者生平，分析艺术特色，首次将戏曲纳入正统文学史，被郑振铎誉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

（二）史学研究：

王国维的史学成就集中于甲骨学、敦煌学与古史考证，其“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

甲骨学方面，他考释甲骨文字，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通过甲骨文中“王亥”“王恒”“上甲”等先公名号，印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真实性，并纠正《史记》中“报丁—报乙—报丙”的顺序错误。这一成果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更开创了以地下材料补正文献的史学新方法。

敦煌学方面，他整理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敦煌文献，著《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等，考释其中俗文学、历史文书的价值，推动敦煌文献从“海外奇珍”变为学术研究的“活化石”。

此外，他在蒙古史、西北史地研究中，利用《蒙古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材料，结合突厥文、回鹘文考证，纠正《元史》中的诸多谬误。

（三）哲学与美学：

王国维早期沉迷哲学，翻译《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书，著《哲学概论》《论性》《释理》等文，探讨人生根本问题。他以叔本华“意志哲学”解析《红楼梦》，称其为“悲剧中之悲剧”，因“此悲剧也，非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既示人生最大之不幸，又示其解脱之道”。

他还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美学，提出“优美”与“崇高”的区分：“优美者，圆满之形式，悦吾人之情；崇高者，危险之形式，警吾人之志。”

三、学术精神

王国维的学术之所以能超越时代，不仅因其方法创新，更因其精神品格。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呼吁：“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他倡导“自由研究，各凭心得”，反对门户之见。学生回忆，他授课“不主一家言，凡古今中外之说，苟有可用者，皆取而论证之”。

其治学态度更显严谨：考证一字，往往遍检群籍；注释一典，必核原始文献。罗振玉称他“每考一事，必贯穿经史，旁及说部，参互钩稽，以定其是非”。这种“无证不信”的实证精神，与“会通中西”的开放视野，共同构成近代学术转型的精神底色。

结论

王国维以“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打破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桎梏；以“二重证据法”与“境界说”，为近代学术树立新范式；以自沉的决绝，守护文化精神的尊严。

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