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京剧演员夏永泉：曾于梅兰芳同台，一生为戏痴迷
更新时间：2025-09-24 14:17 浏览量：1
原标题《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忆新中国第一代京剧演员夏永泉》
夏永泉先生去世有一年半了，像一簇光焰犀利的烛火，熄灭在2024年2月的最后一日。
他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京剧演员，性格中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以著名小生的身份登上舞台，又在聚光灯外寂静落幕，他的命运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仿佛一艘颠簸起伏的孤船，时而被海浪高举，时而又被推至海底。
梨园界是锣鼓场，也是名利场，身在其中总有许多得与舍的选择，得舍之间，构成一幅幅不同的人生图景。“永泉总和别人不一样。”电视剧《西游记》副导演、他的同学任凤坡如是说，这也是我不断回望他的原因。这样一个特别的人，高蹈风尘外，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张1959年中国京剧院（现国家京剧院）《穆桂英挂帅》排练时的合影，气氛庄重而鲜活。画面中央，毛主席像肃然而立，墙上一幅《同光十三绝》气势恢宏。梅兰芳、李少春等名角儿齐聚，谈笑风生。夏永泉与另一位年轻演员杨秋玲，分坐梅、李身旁，象征着这个国家戏曲的新生力量。
《穆桂英挂帅》排练合影（前排左起：李和曾、梅兰芳、杨秋玲、李少春、夏永泉、袁世海）
“照片上这些人，只剩我了。”夏永泉曾对我说。时间似长风掠过，如今，画中人物俱已飘零。
那是建国十周年，夏永泉21岁，他英俊而青涩，刚从中国戏曲学校（现中国戏曲学院）毕业，是那一届的“科里红”。在那个毕业生全国分配的时代，他被提前选入中国京剧院，成为那一届业务定级最高的小生。在讲究血脉与出身的梨园界，夏永泉像个“外来者”，爱上戏，更多缘自童年时的流浪，一段挥之不去的乡愁。
1949年，11岁的夏永泉被母亲带离北平，迁往沈阳，乡愁如水，他便每日去图书馆，翻看北京的报纸，直到某天，看到一张戏报。“台上，那些演员闪闪发光，台下，他们操一口京片子，听着就好像回到了北京！”那是沈阳的红旗剧场，演员来自“东北军区胜利国剧团”，皮黄声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小孩子一下看痴迷了，像浸入一段梦境。
夏永泉爱戏成了癖，最终回京考取了上海华东戏剧实验学校，校长是周信芳先生。离京那天，他大包小包刚出院门，疼爱他的“大妈”便追出来，塞给他一沓钱，又用烟袋锅子指了指屋里：“哭啦！知道再也见不着了……”那一年他十二岁，两个月后，父亲入狱，不幸病逝，那场父子之别，竟成永诀。
少年夏永泉
许多年后，他随团赴沈阳巡演，见到父亲的老同学、时任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的高崇民，老人一眼认出他，激动地说：“你爸可是我们留学时的才子，他考第一，我考第七……你长得可真像他啊！”
一样的才华与背景，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分野，这是夏永泉多年后才悟到的，人在历史的交错口，常如雾中行路，走的是哪一条，往往走完了才知道。
命运如戏，而新戏校的生活也波折起伏，华东戏校的孩子们此后分流，一部分由上海去了沈阳，又从沈阳回到北京，最终归入中国戏曲学校，但无论在哪里，夏永泉似乎总是尖子生。萧连芳先生——这位曾培养出叶盛兰、毛世来等名家的“富连成”名师，爱他如掌上明珠，虽然初次见面，就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顿：“你他妈是少爷呀？我一连来了几天，干什么来了？就看你来了！赶紧跟我喊嗓子去！”科班教了一辈子戏的老先生，并不理会新式学校的规矩，拎起正在上课的夏永泉就要走，半点不由分说。
夏永泉学习成绩也好，被选为学习委员，语文老师批阅他的作文，常发出“文笔这么好，唱戏可惜了”的感慨；而老校长、原富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不知听了谁的推荐，给学生说《取南郡》时，手捻银须，第一句便问“谁叫夏永泉呐？”
不过，夏永泉也有自己的心事，因为“出身问题”和“思想问题”，他迟迟未能入团，他渴望入团，“没有入团就还不是党的人”，可中国京剧院是全国最负盛名的院团，入选又是一种莫大的认可。忐忑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真好像唐僧取经到了西天”。
时代的浪潮很快将这颗新星推向更耀眼的舞台。
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戏单与广告上，他随团赴日本演出，跟随周总理出访缅甸，唱片社还以70元的酬劳邀他录制个人唱片（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京剧演员，他像一张光鲜漂亮的成绩单，被满怀信心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至今，网上仍能搜到他的诸多旧照，包括与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的合影，每一张都定格了一段历史，其中，便有开篇提到的《穆桂英挂帅》。
《穆桂英挂帅》剧照（左起：杨秋玲、梅兰芳、夏永泉、李金泉、李和曾）
它是1959年中国京剧院献给建国十周年的厚礼，也是梅兰芳生前的最后一部戏。舞台上，梅兰芳、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等名角全梁上阵，星光耀眼。夏永泉饰演穆桂英之子——年少英武、志高气盛的杨文广，宛如一颗微小的星辰，嵌入了这条璀璨的银河。
不上场时，夏永泉常站在侧幕条看梅先生的戏，一次演到《捧印》，一只手忽然从身后扒住他肩膀：快看！这才是梅兰芳！”回头看，正是李少春，他目不转睛，语气重重落在后三字上。舞台上，梅兰芳正在演绎著名的“九锤半”，夏永泉仿佛看见“梅先生的脚底升起一轮红日，把他通体照亮”。
同样被这束光照亮的，还有夏永泉自己。第一次，他和梅先生有了不止一场的对手戏，第一次，他的名字和梅先生写在了一起。看过这戏的老戏迷说：“夏永泉台上分寸极好，真把那股洋洋得意的小少爷劲儿演足了，有几句词儿才一念完，满堂掌声，后来人再念就没这效果了。”
建国十周年国宴上，刚刚入党数月的梅兰芳带着夏永泉和杨秋玲出席，他微笑着向周总理介绍：“这是我戏中的一双儿女。”总理听后开怀大笑，举杯相碰的清脆声中，古老艺术的传承与时代使命的变革，达成了生动具象。
彼时，夏永泉家已破碎，可寡居北京的“二妈”还是会喜滋滋拉着小弟弟出门：“走，奔前门，看你哥和梅先生的广告牌去！”大时代的动荡下，命运交织又分别，不知当时的夏永泉想起这些，是否会陷入无形的伤感，又或许，京剧院的军队化管理与一部接一部地排戏，已令他无暇叹息。
夏永泉《初出茅庐》剧照
1960年，新编历史剧《初出茅庐》上演，作为文艺界“推陈出新”的又一缩影，舞台上，历来由老生扮演的诸葛亮，首度有了小生形象。他摘掉髯口，清新儒雅，瞩目高远，胸怀大志，像极了对当时踌躇满志的新中国的象征和隐喻，而戏中“应道今人胜古人”的唱词，更是直抒了这一层胸臆。剧中扮演这个年轻志士的，正是夏永泉，这部戏也成为他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永泉演得很出彩，一是他对人物把握比较准确，有很多想法跟导演不谋而合；二是他个人的修养也非常好，诸葛亮有一种清高超然的气质，他也有这个特点。”谈起他饰演的诸葛亮，中国京剧院导演孙元意对我说。
著名小生演员萧润德也提起过类似的感受：“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永泉兄就眼前一亮，他有一股特别的气质，对事物的见解比较出众，我心说，这位小生了不得！”
遗憾的是，这台演出未留影像。他走后，我才第一次听到完整录音，看不见形象，可那嗓音中的清俊沉稳依旧将我折服，那是一种“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清新隽永，不陈腐，如甘泉，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有清新蕴藉与雄浑壮丽交织的诗意。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劫后余生的欧阳中石在一封给夏永泉的信中仍会提到这出戏，言语中有隔世的感慨，他犹记得当初的兴奋，看到“横空出世一小生”。
常常，这些旧迹给我一种遐想，如果没有时代的波折，他会不会仍旧以动人之美在舞台上绽放，功夫在诗外，藉山水清音，继续他性灵的舒张。
夏永泉先生去世前，老同学萧润德来看他。病床前，夕阳垂地，白发相看，半晌，萧润德轻轻为他唱起一首歌来：
“寒风凛凛送我们出征，大雪纷飞为我们洗尘，啊，看这江山如画美诱人，啊，要把这严寒变早春……”
我在旁听了，泪如雨下。
夏永泉《龙女牧羊》剧照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萧润德先生唱的，正是六十多年前，夏永泉为他们班写下的《出征歌》。
歌声里，是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作为党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第一代京剧人，他们演绎的是古老的戏曲艺术，骨子里却流淌着红色年代的激情与理想。
夏永泉记得，有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干劲十足，手掌磨破，渗出血来，当地人民公社的社长感动不已，转头冲社员喊话：“瞧瞧人家干活多卖力！咱们懒洋洋的，像什么样子？还不如这群戏子！”他听了哭笑不得。
他们从小被教育，舞台内外，一切听党指挥。正如韦君宜在小说《露沙的路》里所写：“我们全身上下都是公家的，我们不能在公家之外，再打任何主意。”
到了晚年，杨秋玲和夏永泉感慨：“人生啊，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夏永泉回道：“怎么呼？怎么吸？听党的！”二人哈哈大笑。
六十年代初，《初出茅庐》掌声未息，夏永泉被安排拜在叶盛兰先生门下。这众人眼中的无上荣光，却成了他的心头重负。当晚，他骑车赶到旧日恩师“芙蓉草”赵桐珊先生家中，满脸踌躇。
“先生，院里让我拜叶先生。”他说。
“哦？”赵桐珊正在挑面，筷子一顿，“拜盛兰，好事啊。”
“我……我不想拜叶先生……”他鼓起勇气，一阵嗫嚅。
“那你想拜谁？”
“我想拜您……”
赵桐珊愣了愣，沉吟片刻，缓缓道：“还是拜盛兰吧。”
多年后，夏永泉和我谈起这段往事，语气中带了几分自嘲：“可能有人觉得我不知好歹，叶先生乃古今第一小生，多少人抢着拜师？我打心底仰慕叶先生的艺术，可拜师又是另一回事。每个演员有自己的气质和底色，得自己想明白，要找到怎样的舞台自我。”
夏永泉 1980年代
他的坦诚与清醒令人动容。
其时，在京剧院的安排下，一批尖子演员正式拜师名门，现在看，那更像是一场上层对此前激进的戏改政策的回撤性调整，旨在某种反思和松动。
但，年轻人别无选择，会上，副院长马少波操着山东口音拍板：“我看还是让永泉拜盛兰吧。”“那就相当于党的决定了，”夏永泉回忆，“你只能服从。”
拜师那天，夏永泉恭恭敬敬给叶师母敬茶，叶盛兰先生却不在北京——彼时，国家正给这些1958年被错误处理的名人陆续“摘帽”，叶盛兰与哥哥叶盛章重获礼遇，他们换上笔挺的礼服呢大衣，在众人的簇拥下前往广东疗养，人们啧啧称赞：“叶三爷、叶四爷又回来了！”
不料，刚抵广东便遇地震，性格诙谐的叶盛兰对叶盛章说：“三哥啊，不得了啦，山塌了！”谁知这句戏言竟成了命运的谶语。1966年，叶盛兰被轰下舞台，叶盛章则意外身亡，被发现时头上破着窟窿，死因至今成谜。
而此前的1964年盛夏，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办，毛主席接见了全体演员，大家纷纷激昂表态“要一辈子演革命的现代戏”。自此，一场京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直至1976年，舞台上再没有公开排演过传统戏，小生行当逐渐废除。
公开影像中再次看到夏永泉，是在荷兰导演伊文思的纪录片《愚公移山》中。1970年代，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拍下这片土地的红色激情。画面里，夏永泉戴起眼镜，穿一身“板儿服”（样板团练功服），已从演员转行为导演，正为演员排练样板戏《龙江颂》，神情激昂。
而镜头外，他已深陷抑郁。那时还没有“抑郁症”一词，只称为“神经官能症”，他坦言“彻夜难眠，觉得一阵阵莫名恐惧”。
院里演出《沙家浜》，他饰演刁德一，强撑着登台，心里却想往台下跑，只能死死揪住裤缝。他那时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暴风雨般的残酷，他用“手里有权，心中无理”形容某些人，字迹硬硬从本子上的横线撑出去，像一篇篇愤怒的檄文。
“永泉太清高，不肯低头。”谈起他的遭遇，萧润德叹息不已；曾在《红色娘子军》剧组共事的编剧闫肃，则感慨他“锋芒毕露”。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夏永泉太像个出跳的音符，奏着明亮而格格不入的鼓点。
面对困境，萧润德劝他莫硬争：“你看我，揣着怀素帖，让干嘛干嘛，我找地儿练字儿去。”老生演员萧润增也悄悄鼓励他，“没事儿自己多亮亮相儿，千万别趴下！”
1975年，已告别舞台多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更是给他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劝勉，夏永泉把它写进回忆文章《春红凋落太匆匆忆李少春先生》中：
“他（李少春）穿着一身刚发下的军装，神情呆板，动作迟钝，
镜片后是两团青黑，手指颤抖着不住往嘴里送烟……听着我的倾诉，他忽然丢下烟头：‘走，路上走走！’之后抓着我的胳膊，步履踉跄：‘没关系，算不了什么……要挺住啊！多想想别的事，分散分散……’他声音含糊，语气却是加重，‘我的脑袋只有这么大，世界上的事太多，太复杂了，我的脑袋装不下！’”
这段病友间的取暖，竟成诀别，是年九月，李少春带着悲凉离开人间。
苦闷煎熬中，夏永泉时常想起鲁迅，想起他说的“真的猛兽，总是独行”。于是一个深夜，他点着台灯，用儿子的橡皮泥一捏一塑，铸出一尊鲁迅像，这尊像至今存于家中。鲁迅先生目光如炬，神情坚毅，无眠的夜里，它是他无声的托举，几近溃散时的凝望，沉甸甸的分量中，有这个人未言的坚韧与哀愁。
故事的尾声发生在三十四年后，京剧院的楼道里，夏永泉偶遇了当年那个陷害他的人，那人说东说西，一阵寒暄，最后吞吞吐吐说：“以前让你受了很久委屈，向你道歉，那时我们都太幼稚了。”夏永泉在日记中写道：“我惊愕不大，还是接受了这始作俑者三十四年后应该说是真诚的表白。我点了下头，没往下纠缠……历史原来是这样的。有趣。”
夏永泉身上有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者色彩，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孙元意评价他“眼里揉不得沙子，不说和稀泥的话”。他将这归结于共产党的教育，“毛主席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这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八十年代初，文艺界由极度封闭走向活跃，剧团掀起私人承包制热潮，夏永泉却针砭时弊，发表《改革≠承包》《对京剧的一点忧虑》等文章，一针见血，直指弊端：“改革当以艺术为刃，出人、出戏！可承包制下，剧团忙于分钱，新戏无人问津，精磨剧目也因资源匮乏搁置。演员逐利忘艺，剧团四分五裂，演出质量滑坡，人才没人培养，既无大纲，也无蓝图，如此改革，何谈振兴？”
巧合的是，若干年后，著名演员童祥苓恰在回忆录中印证了夏永泉的忧虑：“京剧承包，最初是北京赵xx搞起来的，结果失败了，为什么呢？分红！有的多有的少，起内讧了……某剧团为赚钱，老演出不排戏，天天演《四郎探母》，谁看啊，这样的剧团要死亡！”童祥苓自己也尝试承包了一年，结果举步维艰，“院领导处处掣肘，艺术质量低迷，剧团毫无风格”，最终黯然收场。夏永泉的洞见几乎一一应验。
但他并非只破不立，对于京剧改革，他大胆建言：“多少年来人们所讲危机，究竟是京剧本身大势已去？还是决策失当和内部混乱造成的危机？依我看，危机在人，干部选拔是关键！应该公开答辩，让上级、专家、群众现场考察真本事、真魄力。公开竞争，公平选举，京剧才有希望！”
他的洞察，深刻犀利，兼具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戏曲学院教授钮骠先生就不止一次感慨，每次听永泉的发言都很激动，第一，他讲真话，第二，观点不是大路活！
创作上，他亦笔耕未歇，八十年代起，为老同学、著名旦角刘长瑜编写整理了《燕燕》《红楼二尤》等剧目，两部戏均被拍成电影，《红楼二尤》更是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改编奖”，一段“鸳鸯剑泛银光柔情流淌”的南梆子传唱至今。刘长瑜感叹：“我喜欢永泉师哥的戏，他有情义，戏如他的人，能感染观众的心魂。”
夏永泉 1980年代出演《燕燕》剧照
然而，夏永泉却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在北京排戏，不愿张扬。”1989年，他数访江苏淮阴，为荀派演员宋长荣写下京剧《桃花酒店》。
该剧脱胎自传统戏《游龙戏凤》，夏永泉大胆突破，一改老戏里“李凤姐”攀附权贵、跪地讨封的庸俗形象，塑造了一个更加独立淳朴的山野姑娘。剧作家陈白尘看后激动不已，与宋长荣、夏永泉彻夜长谈，此后还特地致信夏永泉，赞叹他“化腐朽为神奇”。该剧后来被央视拍成戏曲电视片。
他笔下的角色总有铮铮之气，恰如他的自写。1999年，夏永泉以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京剧《主仆奇冤》，梅派演员魏海敏十分喜欢，计划搬到台湾演出，不料剧团合同却有一条霸王条款：“可随意修改剧本，无需作者同意。”已办好赴台手续的夏永泉看后没说什么，平静拒掉了合作。
直到晚年，夏永泉都与宋长荣、岳美缇、晓艇、王清芬等戏曲艺术家保持着深厚友谊，他欣赏他们的艺术，为他们在北京宣传鼓呼。八十年代初，这些人在北京尚未响名，《文艺报》主编私下劝夏永泉：“名气不大的人不必过度力捧。”他摇头一笑：“好就是好，演员看的是艺术，不是名气！”宋长荣赴港演出前，夏永泉火车倒汽车，远赴淮阴为其义务排戏一整月，剧团人笑言：“夏老师‘扶贫’来喽！”
“他不肯违背良心向金钱折节，却可以排除地位名誉诸多的杂念，为真正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同行倾尽全部心血！”作家徐城北如此评价他。夏永泉是这样的人，有一颗赤子心，有人觉得他不近人情，有人却看到他剖心沥血的真挚。
2024年，夏永泉先生平静离世，最后的日子里，他在病榻上对我语重心长：“要乐观、坚强，人活百年终有一死，别那么脆弱。”圆润的面庞已瘦出骨头，却仍带着微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高高兴兴的。”他望着我说。
他走后，国家京剧院未在网上发布讣告，我去电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夏老师是二级演员。”这话如一记闷锤，击在心上。
我从箱底翻出他八十年代末申报一级演员的旧文件袋，几页手写材料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演过的角色、编导的剧目、发表的文章与所获的奖项。结尾一段自白，傲然坦荡：
“我是热爱戏曲事业的，勤奋的，是对戏曲事业有所作为的。我在编、导、演诸方面均有贡献，就掌握戏曲艺术的综合知识而言，应属于高层次的。我并不希求通过这次申报解决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对我这别具一格的人，留下这份总结自己艺术进程的材料，才是我的主要目的。头衔乃是空文，金钱所增无几，申报评级为的是情通理顺、以平等待我。只要凭本事吃饭的政策不变，我就会生活得不错，保住健康，继续在戏曲园地中耕耘下去！”
夏永泉 八十年代剧照
最终，这份掷地有声的申报未获通过，直至去世，夏永泉仍是“二级演员”。这，与他炽热的艺术人生形成了强烈对比，或许这是清高孤傲的代价。
多年前，同为小生演员的萧润德曾为他打抱不平，赴京剧院据理力争：“夏永泉的水平不在我之下！我是一级演员，他更应该是！希望院里重新考虑。”
七十六岁时，夏永泉与戏校旧友再度携手，改编并上演了京剧《梅玉配》，京津沪巡演场场热烈，央视戏曲频道《空中剧院》亦为其特别直播，反响不俗，恰如他在自白中所言——“耕耘”。他曾印过一张名片，自嘲“梨园退休杂役”，一旁是丁聪为他画的小像，圆润的脸上透出风趣与从容。学、演、编、导、评，他游走一圈，所为皆非名利，只因一生痴迷，执着探寻戏曲的“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真谛。
七十年代起直至离世，夏永泉和家人一直住在陶然亭附近的地下室，从未换房，他说：“我脚下有把梯子，但我从来不上。”而日记中的一句“变人境，为诗境”，更是道尽他晚年的心境——远离世俗纷扰，高远潇洒，仿若灵魂的卧吟。
夏永泉在陶然亭公园
“他总跟别人不一样”，任凤坡的话再度耳边回响，这几乎概括了夏永泉一生，他并非不懂世俗成功的路径，却始终选择了自己的路，孤往而行。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曾在自传里说：“活到八十多岁，我觉得世上最大的悲剧，是没有完成自己，我就没有完成自己。”不知这是否是老者的自谦，但“完成自己”，实在是需要天时、地利与自我的同时抵达，夏永泉究竟完成自己了吗？此刻，我无法向他发问，也无从替他回答。
只是，病榻上，他最后的话声音微弱，却始终震动着我：“我没老过，甚至也没成熟过……”他说的是自己的心，未曾世故，赤如稚子，不离常德，他深深宝贵着自己的天然与真诚。这样一个人，一生没有背叛自己，常令我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现在他渐行渐远了，归于那片清流与东皋之中，而那团灵魂的烛火仍未熄灭，它以清贵之气燃烧着，有永世的光明。
作者✎杨思思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