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回忆17：京剧的承包，结果失败了，为什么呢？分红

更新时间：2025-08-16 19:13  浏览量：2

"四人帮"倒了以后，上海京剧院恢复了原来的一、二、三团了，打散原来的剧组重新组合了，差不多就是老的班底。

原来总政的陈沂，1979年调到上海当市委宣传部长。1982年，他要一些专家、知识分子去当领导。上海京剧院怎么弄呢？搞了个民意测验，谁选中了，就叫去谈话。院领导也通知我到院部谈话。我还不知道谈话干什么，说不去。人家告诉我，找去谈话就是让你当领导。我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当领导，去干什么，我也不会当领导。我的工作是演戏不是当干部，连召数次，都没有理会，这应该表明我的态度了。我想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想有一天，院里两位领导，一位齐英才，齐淑芳的哥哥，后来做了京剧院副院长，还有一位殷公普，与电影局调来的一位两鬓白发的陈先生光临我家。陈先生人挺好，岁数也不小了。他们说明了上级决定，要一批主要演员担任团里领导工作，一团、三团均已定局，二团还剩我没有落实，希望我接受二团第一副团长职务，这样就可以开全院大会，宣布各团新领导班子。我没有答应，我表明自己既不是当领导的材料，更不想当干部，而且我演了样板戏，是江青队伍中人，怎么能到领导岗位上去。党有一条，不能把坏人选入领导干部队伍中，要选错人就麻烦了，我要是坏人，这怎么办？请他们重新考虑贤才。我话音刚落，那位老先生开了口，说自"四人帮"倒台，经两年审查，我并没参与任何篡党夺权活动，仅是演员的工作关系，而且那时我日子并不好过，不属于"三类人"。况且这次团领导人员任命，充分征求了民意，我票数居多。现在党和国家在文艺上需要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出来挑起担子，办好剧团。希望我能接受任务，不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被老先生一番坦诚之言所感动，我说，您这样说话，要是还不接受，就是不帮助党工作了。我也对他们提出了期望，如果领导能按邓小平同志所讲，对我这个演员"胆肝相照，荣辱与共"，我童祥苓将以八个字相报，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他答应的也挺好，从此我开始了七品芝麻官的仕途。

我满怀热情参加了二团领导班子，原以为坐在一起，讨论团里状况，按照艺术规律找出逐步办好剧团的方针措施，大家各尽其力共同奋斗，这是全团同志的期望。然而到了班子里，开了多次会议，我才发现都与权利归属有关，甚至摆在那儿的书桌都要霸着。你要这个权，我要那个权，争论不休。更可笑的是团长赵文奎竟说是贫下中农阶级，又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劲头使出来了。最让人想不通的，让我带团演出，竟连行当都不配齐。我真没想到多年共事的朋友，得个芝麻官，就变成一朝权在手，眼红不让人，这是"四人帮"的为官之道，岂能为艺术发展而合作。此时方知干事业，首先要志同道合。我在领导圈里观察了一年，发现问题主要是领导之间争权，下面结伙奉迎，有真才实学的老实人出不来，老是阿谀奉承之徒抢了先，长此以往，剧团早晚要垮台。我认为，剧团的改变首先就是干部的改变。马博敏当院长时，我们曾交谈过两点：一、我说你现在在领导岗位上，要多和一些老艺术家交朋友，这样人家才能与你推心置腹。二、改革是改革干部，不是改革群众，干部是领头人。作为艺术领导，既要有高水平的业务专长，又要有大公无私的宽广胸怀，要有远见有魄力，善识才能爱才，这样的干部在群众中才能得到信任，有权威性。剧团还要注重道德素质，只有建立有事业心，能吃苦耐劳和有纪律的群体，才能形成各就各位，行当整齐，高质量，有艺术风格的剧团，京剧艺术才能繁荣不衰。这无疑要动一次大手术。后来我说，第一，我不要办公桌，我不是那块材料；第二，该我做的我会做，不该我做的你们管，反正我就抓点戏。

1983年，社会上都在搞体制改革，搞承包什么的。京剧院领导也动员我搞体制改革，建立承包队。我和南云知道，虽然有风险，可是我们想对剧团实行改革，这是尝试的机会。经过院里同意，我们请二团管总务的项顺发，从人艺调来的导演梁大成、搞宣传工作的王蕾、唱武花脸的虞珠宝四位同志和我组成团委会，几个人就搞起来了。

京剧的承包，最初是北京赵燕侠搞起来的，结果失败了。为什么呢？分红！有的分得多有的分得少，大伙儿就起内讧了。他们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拿起了一块石头把这一潭死水激起了波澜。只是他们没有理解我们国家吃了这么多年的大锅饭，突然拉开距离是接受不了的。北京搞承包是百分之六十，就是一百块工资给六十块钱，剩下四十块钱靠承包的自己挣。当时我跟领导提出来，这个不行，京剧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下子就百分之六十不行的。我不多要一分钱，但是该给我的都得给我，其他该创造的我自己去挣。大家也会有福利，要允许福利分红，收入就不上交了。因为那时候京剧院的奖金是一包飞马香烟、两包火柴的价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说，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按照经济规律和艺术规律来搞承包。

对承包，我的想法是，根据过去成立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各人剧团的经验，就是在实践中自由结合的。"四人帮"倒了以后，剧团比较乱，都不练功了。那时候我还真想给京剧培养一个好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有很多好的经验，严格的排练、严格的纪律，这些做法都可以借用。我就想组织起来，挑志同道合的、有信心的、表演方面跟我有默契的，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只有借这个机会能打破它，可以自由选，而不是由领导来指派，把一群人套进去。我们现在京剧院剧团太庞大了，几百号人庞大的队伍是没法发展的，要精练。剧团要做流动演出的运作，不流动只在一地死守，是活不起来的。那时候我们说七十人足矣，挑出一批好的，加强整顿，加强纪律，提高演员各方面素质，提高演出质量，建立明星制，不断增加剧目，按艺术和经济规律办事，把演员命运与剧团挂起钩，渐渐把一个团带起来。

那时候没有空见四姐啊！天天晚上就算啊、开会啊，我们准备承包就准备了四五个月。她已经解放了，但是还没有给四姐落实政策，连名誉都没有给她恢复。五届政协的时候在会上我还提了，说童芷苓的问题，抛开是我姐姐不谈，"文化大革命"她第一个进牛棚，最后一个解放，现在很多东西都没有解决。以后才给我姐姐恢复名誉，但是也没有完全落实，她没有回京剧院，给赶到戏校去了。这不合理，她应该回到京剧院。

当时我们想得挺好，天天晚上开会核算，一直开到天亮，算得很细。我们把收入打到最低，上四成座，这是最惨的结果。我们如果能卖到四成座，就盈利了。当时大家跟我还有一个矛盾，就是梁大成的问题。我们打算承包队一共七十个人，人员已经很紧了。大家说梁大成是话剧导演，要他干嘛，没用啊。我说梁大成进来有一个好处。京剧不管是谁，就说梅兰芳先生吧，现在只是评论他唱得多好、做得多好，没有把他如何走到这一步，如何形成的流派，没有把这些理论性的东西总结出来。苏联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中国没有。这是咱们一个空白点，要把京剧理论系统化起来。咱们京剧演员就是唱念做打实践经验，文化水平不行，理论水平不行。我说咱们都不行，只能是演话剧的可以，文化素质可以，有表演体系。怎么办呢？要梁大成跟着剧团实践，从实践中认识京剧，将来他就可以了。我说他就这个作用，这个钱你也不肯花他也不肯花，那怎么办？由于我坚持，大伙儿也就同意了。

在向院里交草案之前，我自己就到文化局长李太成家中，向他汇报情况，问他可不可以。我说你要说可以干的话，我能坚持半年或者一年。当时李太成说你干嘛坚持一年，你要是能坚持三个月，我不但不要你钱，还要奖励你。他答应我了。我又去找京剧院的老领导、文化局副局长言行，听听他的意见。他让我先做一年，看看形势，别走得太艰辛。他真是好心，我当时没有理解。

得到文化局主要领导的承诺，我向院里交了完整的草案。京剧院提出的条件是，必须得干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不干，京剧院就得实施惩罚，停发工资。我提出，将来要分账立户，因为我的账户在京剧院那儿，演出完钱都在那儿，如果不给我钱的话，不就卡死我了。为了能更有效的民主集中，承包队实行一长制，只有一位团长领导团委会工作。成立前院领导问我，你要党委书记吗？我说，你这话说的，不要党委书记那不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吗？当然要了。就把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傅杰，现在已经不在了，把他派来了。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说你来了好，将来咱俩非掰了不可。他说怎么会啊？我说这样，我给你立一条，你管行政，我的事情你别干预，现在可不是大锅饭，都承包了，你哪天干预我哪天摘纱帽，你来管。他说我不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经过三个月广泛的征询谈话，在单位与个人双方自愿结合下，我们七十五个人成立了上海京剧院第一个承包队。

一切就绪，签字那天电视台现场直播。这时，院领导拿了一份文化局文件给我，把团里原先答应发给我们百分之百的工资改为百分之七十，又把国家给每人的粮食补贴、少数民族补贴等也都要承包队承担，还不同意分账立户。许多条款和当初协商的相距千里，这跟北京赵燕一样了。我说那完了，我真没想到文化局领导会这样做。大伙儿想干，我不想干啊！我觉得风险太大了，不是为京剧团发展，是步赵燕侠后尘。北边失败了，南边我还能走这条路吗？不干吧，已经和大家签了聘约：干吧，如何面对大家。承包队全体就坐在下面。那时候大伙儿都说干吧干吧，一致同意改变了条件也跟我们干一年。我想大伙儿都在一起谈了三四个月了。我跟我夫人说，咬牙干一年，我童祥苓就是这脾气，领导上说话不算数，我算数，不能失信于大家。说了我就答应了，但是一年之后绝对不干。

话虽如此，这不仅是七十多人生活担子的压力，更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口头上支持我的领导，还会有什么变化。还有，这合同只对承包队有约束力，对院领导和上级毫无约束。我望着我和我签字的副院长李玉茹，和你签等于个零。我的手颤抖着，犹如握着千斤之笔，久久不敢落下。全团同志齐声高呼，童团长，签吧！我们跟你走！大家理解我的犹豫不决，也知道即将在大风大浪里行舟的险恶。面对信任我的全体同志，我多么感谢他们，只有他们与我胆肝相照，荣辱与共。我终于落下艰难之笔，签了一份不公平的合同。

待到我去院里再谈一些具体问题时，有些领导真叫我啼笑皆非。一位文化局的联络员对我说，现在你已经上马，不好好干我就用鞭子抽你。我说，你手里一直拿着鞭子，就会抽别人干活，除此你还会什么。还有位院领导说，犯了错误要把你抓进去。我说体制改革是党中央提出的大事，我深信决不会错。如果犯了错也是你们负责，这事是你们让我干的。咱们是一条绳子上拴住的蚂蚱，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你。我心想，为了总结剧团管理经验，为了七十多人的命运，就让我这个一无所有的演员，为京剧艺术再拼上一回吧，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吧！

承包伊始，我让项顺发去订合同，就这么待着不行啊。最好能把三个月订满，这小子还真有本事，历尽艰辛在三泰那边，就是泰兴、泰州、泰安，他还真订了三个月的演出合同。当时高兴啊，演出有眉目了。良好的开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王蕾同志准备所有宣传工作，梁大成、虞珠宝同志领导大家投入三台戏的排练。我们排戏，排传统戏，排了几台戏。那时候还没有弄新戏，没有资本。承包队上上下下紧锣密鼓地准备演出。

奇怪的是，院领导迟迟不发给我们服装和灯光音响等设备。这些"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院里统一管的，需要的时候，院里再分下去。我们去交涉了，但就是不给。没服装我怎么演出啊？我们不理解，发动我们干起来的领导，为什么屡屡出难题。走投无路的我只有找朋友，说没办法了，能给我联系市委书记胡立教同志，求助于他了。朋友还真给我联系了，胡书记很快在康平路接见了我和梁大成。我们向他汇报了一切经过、以及目前院里不给我们服装和设备的情况。胡书记听罢，说这怎么行呢，演出不给人服装怎么行，立即打电话给江南同志，说京剧院童祥苓搞承包，怎么不给人服装，那怎么演出呢？一个电话，妥了。我在旁边一直望着胡书记，不禁感慨，如果文化局和京剧院的领导，都能像市委领导这样热诚支持我们、该有多好哇！我记得当时他还有什么话跟我说，他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他说那就没什么。如果我是党员，可能他要跟我说点什么。临别时我拿出与京剧院签的承包合同对他说，合同的意义是约束双方，这份合同对院里毫无约束力，是一份不平等的合同，我把它暂存您处，一年之后让他们到您处来取，我相信您可作证。我们无限感激胡立教书记，在我们最困难最关键时刻，给我们解了围。

五个月日夜辛劳，总算万事俱备，松了口气。就要去外地演出了。这一天我回到家里，才感到极度疲劳。家里，胜天放着我教他唱的录音带，顿时让我想起孩子的问题。他为了学戏，已经保留学籍，在家学了一年多。我随团外出，他怎么办？我请求李蔷华老师和戏校商量，请戏校给予其特殊照顾，让他人校学戏。因为文化局某位领导说，为什么演员的儿子一定要当演员。结果胜天戏校也没去成，只得让他重新学文化课，这对他不但是个打击，也给他增加了极大压力。我向他交心，戏校不收他，我和他妈都要演出管不了他，也不能带他到团里，再度读书确有困难，只能一方面请先生补课，另一方面靠他自己了。胜天低头半天不语，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切服从爸妈吧。

我对不起儿子，承包以来我日思夜想着承包、剧团、七十多口人的家庭生计，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养不教父之过，望着消沉无语的儿子，我内心纷乱、内疚不堪，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但是，承包已经开始，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承包队首赴"三泰"，第一场演出是在泰州人民剧场，仅有几天时间所有票便销售一空，这使大家情绪高涨。当天晚上一到泰州就立即去剧场装台，排戏直至深夜，无人缺席。演出前演员认真化妆，女同志一律穿上白袜子，服装达到了护领白、水袖白、靴子白，烫得平整，道具盔头摆放得井井有条．一进后台使人感到整洁、安静，这是我向往的剧团。我觉得大伙儿真，可爱，平时剧团化妆卸妆，洗脸的时候脱脂棉花满地扔，卷纸大把大把地浪费。现在好了，承包了，大家像管理自己家一样，节省每一分钱，不用我说了，大伙都算账啊。自己省得不得了，棉花不用了，就用草纸。自己的钱跟利益相关啊。那时候上海流行长头发、大鬓脚，我说这弄到台上得多难看。马连良先生的剧团过去为什么挣钱，就是干净利落、舞台严肃。特别是大花脸、小丑演员一律不准留头，剃头的我有奖励，不剃头的我有惩罚。你们找个理发馆，剃完头我一起算。大家都不舍得花钱剃头，说还是买剃头刀自己剃，就每人发一把剃刀，真省钱。我们几个花脸脑袋都剃破了，我真心疼啊，说你们这剃法不行啊。

第二天演出结束，几个舞美也在，我夜宵吃到一半，觉得恶心，跑到院里蹲下就呕吐了。我累了好几个月，我想可能是太累了。团里同志尾随而出，手电筒一照便叫起南云："张老师，童团长在吐血！"南云急忙跑出来，看见地上一大摊鲜血，夹杂着刚吃下去的食物。她一边给我揉着背，一连问怎么啦，赶紧扶我进屋。团委们都见到了我的情形，赶快请医生给我打止血针。那时候，我头脑很清醒，人却软弱无力，只能躺着。团委和剧场经理决定停演，商量着怎样向观众解释为妥。整个承包队同志都在院子外，大家关心我的身体、也担忧承包刚开始我就病倒了，承包队怎么办。我对团委们说，我一定对大家负责，一定要演出，别退票了，卖出去的票不能退啊。泰州剧场与观众给予我们的体改很大支持，这对我们承包起步极为重要，而且观众是那么热情，不能让观众失望，我只是几个月来的费神和劳累所致，不影响演出。

泰州县委领导很不错，得知这些情况，第二天晚上演出时都到剧场探望，说上海京剧院的童祥苓同志在我们这儿演出，都病成这样了还坚持。决定每场下来休息五分钟。门口派了救护车，还派了值班医生随时观察。那天我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剧场经理夫妇在后台，用小炉子煨着粥，我每场下来，就休息两分钟，经理亲手喂我几口粥，上去演一场，观众很安静耐心地等着。演毕，观众掌声如潮，医生立即检查打针，领导到后台问候。泰州领导和剧场经理以及观众，他们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这份温暖支撑着我带病坚持了三个月的演出。这是为京剧艺术，我吐了第二次血。

由于全团上下一致努力，我们取得了艺术性剧团管理及经济的双丰收，真赚钱了，大伙儿就想分钱啊。我说你们眼光长一点，这次给你们分百分之十五。大伙儿说干嘛不分要留钱。我说不是留钱，今天如果把这钱都分了，以后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你们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赚了多少钱，将来你们可能会得到很多钱。当时大伙儿就听我的了。那时候不得了啊。在整个上海京剧院每人全年奖金只有一包飞马牌香烟、两包火柴的价值的当时，承包队除了补足了被扣去的各种款项，包括各人百分之三十的工资，连补贴、演出消耗等都是我们的，还留下百分之三十的公积金，百分之十的团长基金，每人第一次分红大概得了几百块钱。这震动了京剧院，领导们眼红了。

在与京剧院签订的合同中，我们为了积累剧目，加强青年演员基础训练，整修服装、盔头、道具、音响，以及总结和调整，我们定了三个月整修期。这三个月要停演。为什么呢？北京赵燕侠，一年365天老演。一个剧团老演出不排戏，天天演《四郎探母》，谁看啊？这剧团要死亡了。所以我提出要三个月的时间来休整，创作剧目。利用整修期，我们又排了两台大戏，一台小戏，《龙凤呈祥》、《王宝钏》、《谁妻嫁妹》就是这么来的，还发动了翻跟头的积极性，为武戏演员排了《雁荡山》。管理剧团当中主要是提高演员的素质，不能只把眼睛放在主角的培养上，水涨船高，茂盛的绿叶才能显出鲜艳的花朵。演员素质提高了，戏的水平自然也提高了。剧目丰富了，人家可以有更多选择剧目的地，演出场次的合同自然会多起来。

但是这三个月人家也要吃饭啊，不演出，百分之三十工资哪里来啊？得从公积金里来，这个京剧院必须给我，让我发给他们。跟院里商量的时候，都说得挺好，结果分账立户也不给我分，钱还给我扣下了。正当我们在外面兴冲冲演出时，院里领导又下文件指示我们的公积金不能补足工资。因为没有分账立户，钱都卡在院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这可把我逼上了死路。我这团长当的，受不了。演完了之后大伙儿都围在我屋子那，要发工资。我当时气得呀，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啊，不干活的人拿百分百工资，干活的人百分之六十还不发钱。

怎么办？我去找前台经理去了，我说经理，每场演出的钱你能不能转一下，交给我行不行。我就把情况说了，我说不发钱，人家怎么养家糊口。为留这钱的事情，我们五个人加张鑫海六个人开会。我说我把钱留下来了，要给人开工资。还跟傅杰说，你能不能先不向领导汇报，咱们先把钱发了，等完了之后你怎么汇报都行。一汇报书记什么的都来了，把我钱再给弄走了怎么办？结果这还不错，把钱发了，发完了之后，他再去汇报了。

回上海之后，京剧院开了一次总结会，局、院的领导、各团的团长都在，谈着谈着，京剧院党委书记殷公普说，有一个团的财务，违反了纪律，私自把钱扣下了，管财务的又怎么怎么样，就一堆帽子扣下了。实际上他不说我，就说项顺发，他就是管钱的。我听完了，说你别说了，言局长在这呢，这个事是我干的，不关财会的事情。你让我们工作，你不给我们饭吃，让人搞承包，却不顾人家养家糊口，这行吗？你这是支持我还是整治我？开除党籍？我没有！处分我，行。这团长我不干了，我就是一个演员。不干团长了，我还吃我的大锅饭，还挺好！言行打圆场，说别别别，没事了，这事过去了。但是过去归过去了，公积金还是不能当工资发。

我们是经过核算演出场次才签约的，如今到哪儿去寻这笔钱。同志们拥到我房里，焦急紧张地问怎么办？我非常理解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同事，坦白地告诉大家，确实有困难了，但大家这么信任我，我和团委们商量，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商量的结果只有加场演出，全体同意由项顺发和王蕾同志负责加场的场次。

项顺发又开始动脑筋了，这小子脑子好。经过一番奔波，他们二人终于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说去兴化。兴化有二十万民工在那修河，没有文化，晚上赌博的、打架的，什么都有。我们说就上这个地给人演戏大家有好处，咱们赚钱，人家看戏。正好兴化县县长挺支持，说你们来挺好，我们治安也好办点。剧场愿意接我们去。民工没有文化生活，看戏都爱看。

真是一场拼搏啊！在那里演了近一个月，每日两场，有时三场，都满座，我们终于绝处逢生了。同志们怕在疲劳中演出出错，困了还怕误场，我们误场也要扣钱啊，自觉把自己戏单上的角色记下来。有人一边拿着饭碗一边化妆，大家累得都不愿说话。有的同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演出中抱着饭碗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伙儿体力消耗都达到极限。我心疼大伙儿，恨不能把那些领导揪到此处，看看他们的出尔反尔，对我们造成什么后果。

就这么干了一年，大伙儿劲头挺高。可是我玩完了，让我想不通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凡事都举步维艰。在兴化演出的时候，我是真火了。承包队七十人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是很精确的。京剧院要逮捕承包队一个打大锣的，因为他在家里搞赌博，公安局要抓他。那么来抓这个人，党支部知道以后应该第一时间来通知我这个团长，我管人员的啊。把这个大锣拿走了，应该事先给我们安排个替补的。没人通知我啊。晚上七点钟开戏，还是乐队的一个同志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告诉我，说团长你知道吗？那个打锣的被人给抓走了。我就找书记傅杰，说怎么搞的，你们这样做就是说你们从组织上就根本不信任我，今天晚上开戏怎么办？谁打大锣？你打吗？那天我是真急了，召开了一个全团大会，把这事情在会上说了。我说从今天起这个团交给党支部书记管，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管了。今儿晚上开得了戏还是开不了戏我也不管了。结果大家都闹起来了，因为不演戏，承包团等于是要自己赔大伙儿钱啊。后来傅杰赶紧打电话，临时京剧院调来一个大锣。

为了二团的体改，我的身体日益虚弱下来，疾病缠身。在这个当口，院领导殷公普还到我团里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还让我继续干，因为赚钱了。我又气又累，说干了一年不能干了。你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你们是搞政治，我们是搞艺术。就这么聊着，一阵胸口不适，我说暂停，就跑去卫生间，还没到里面，就扶着门一连喷出几大口鲜血，染红了半面墙壁。望着顺墙淌下来的鲜血，他们才闭住了嘴。南云扶我到医院，医生望着我苍白的脸说，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血，怎么会弄成这样。是呀，我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为京剧事业吐了第三次血。

那时候上海的一些领导对我很关心。原来的副市长宋日昌，他待我跟孩子一样，因为我和南云之前老跟着他一起到山东煤矿等一些地方慰问演出。听说我吐血了，很着急，亲自给瑞金医院院长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情况，请医院多多关照。在医院领导的关心下，肺科专家邓维吾医生亲自为我治疗。现在找人家还找不着了。

这时，恰好承包队的一年期限接近尾声，只好由夫人南云独自挑担，作最后的演出。她跟我又吃了一年苦，但也只能如此。承当时温州市委领导胡万里的支持，安排了承包队最后一次演出，我们七十五人终于完成了艰难困苦的一年承包。不止在三泰地区，还有武汉、岳阳、四川，到处演出到处跑。

一年下来，不但演员在演技上得到大量的实践，提高了水平，在作风上也有了显著变化。第一次外出到三泰演出之前，《新民晚报》登了一张漫画，讽刺上海京剧院没有承包前剧团下乡，买了很多鸡什么的，一路扬尘而去都是鸡毛满天。当时我说，绝对不能买一只鸡，这影响到剧团的声誉。真没人买鸡啊。我记得在泰兴，请我们和团委吃饭，我们谢绝了。我们每在一处演出完毕，后台和宿舍以及院子环境，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说没有一个剧团是这样的，没有一个院子里养一只鸡的。许多剧场太感动了，说你们不是旧戏班，你们是新文艺工作者。这使我回忆起解放初，我们从唱戏的变为新文艺工作者，这一称呼既亲切又光荣。经济上，除了补足七十五人百分之三十工资、米贴、少数民族补贴以及一切演出开支外，每人拿了大概1700多块钱奖金，还留了八万多元公积金上交给京剧院。大伙儿高兴啊。

但是，我在总结时认为不能继续干下去，因为院领导与我们志不同道不合。剧团不整齐，艺术质量不高，没有独特风格，不可能有知名度，就不能得到观众信任，就不会有人看你的戏。因此我们中止了承包。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